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蔡昉的研究显示，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1982~1990年，中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
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5%。
2015年以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城落户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虽然逐年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2.4亿人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
快速增加的流动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流动人口聚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随着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持续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将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动人口。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动力
文章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但从绝对量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70年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1949年的2.1万人增加到了2018年的753.3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显着提高，198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有0.6%，1990年为1.4%，2000年上升到3.6%。
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不断增多，2010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8.9%，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1个百分点。
张成刚分析称，从1999年扩招到2019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亿。“这个规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人才规模的上升不仅是数量问题，人才集聚效应增加会碰撞出更多创新，改善商业环境和文化，体现出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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