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只是农民增收的前提。让农民有资产，并不等于有资产性收入，有资产与有资产性收入是两回事。举个例子，你投资1000万元办厂，一年下来若利润为零，那么你的资产性收入就是零。同样道理，即便农民有资产，但如果资产不增值，同样也不会有资产性收入。所以我的第二个推论是：要让农民有资产性收入，还得让农民的资产增值。
资产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让资产涨价。资产怎样才能涨价呢？经济学说：资产价格是人们对该资产预期收入的贴现。用公式表示：资产价格=资产预期年收入/银行年利率。由于利率相对稳定，资产价格实际决定于资产的预期收入。影响资产收入预期的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就两个：一是资产的稀缺度；二是资产的当期利润。物以稀为贵。供应稀缺的资产，收入预期当然看涨；而资产当期利润，也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判断。
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经验证明，政府以“平台公司”为支点，用PPP模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提升农民资产的稀缺度；而推动规模经营，则可提高农民资产的当期收益。这一改革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振兴乡村产业与富裕农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预言农村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今天各地土地流转风生水起，已印证邓小平当年的洞见。问题是实行规模经营，土地应该向谁集中？中央讲得很清楚，振兴乡村最终是要富裕农民。而要富裕农民，土地流转就得以农民为主体。
然而据我观察，时下耕地流转大多是向龙头公司(工商企业)集中。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手里缺资金，而规模经营需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前不久在南方农村调研，我看到当地农户以每亩300元至500元的价格将耕地经营权转让给了龙头公司，曾问当地干部,农民为何愿意低价转让？当地干部说：农民自己搞不了规模经营，若分散经营，每亩年收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骤然听，农民照此价格转让土地经营权并未吃亏，可真实情况并不尽然。调研中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反映说，现在推动耕地流转难度大，不少农户不愿转让耕地。为何会有农民不愿转让土地经营权？我做入户调查时农民说，现在企业支付的耕地流转费每亩不足500元，而企业用流转的土地搞规模经营，每亩收益在5000元以上，如果耕地由农民自己集中，再请农业技术专家当顾问，每亩年收益绝对不止500元。后来我在湖南吉首隘口村看到农民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每亩收益确实达到了7000元。
平心而论，地方政府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可农民并不这么看。目前的困难在于，若以农民为主体实行规模经营，改造基础设施投资和引进科技皆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农民自己没有钱怎么办？而且在调研中我发现，但凡以农民为主体搞规模经营的地区，都是用土地经营权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可此做法目前只是在少数地区试点，面上并未推开。问题就在这里，土地经营权若不允许抵押融资，农民搞规模经营的资金从何而来？
关于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有疑惑。有人解释，不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是担心农民一旦还不了贷款将会导致失地。我认为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事实上，正在推进的“三权分置”改革已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分置并行；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和经营权归农户。要知道，农民抵押给银行的只是经营权，即便日后还不了贷款，银行处置的也只是经营权，农民并未丧失承包权。由此想深一层，农民若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同样会失去经营权。不同的是，农民将耕地流转给工商企业，是真正失去经营权；而抵押给银行，只是有可能失去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能否抵押融资，表面上看似乎关键在银行，其实不然。当前银行顾虑重重，一方面是现行政策规定银行处置耕地经营权必须征得农民同意；另一方面是没有全国性的耕地经营权流转市场，银行难以通过各地区域性流转平台及时转让耕地经营权。为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修订相关政策法规，确立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合法性；二是建立全国性耕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三是由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金融机构适度分担或缓释贷款风险。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东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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