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央银行在支持经济方面已经黔驴技穷，而财政政策仍然受到政治和高负债的束缚。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另一轮经济衰退时求助于更多的非常规政策，也就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但他们往往要等到下一次危机已经非常深重时才会出手。
第六，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贸易、移民和技术的日益激烈抵制。在这场无底线竞争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推行限制货物、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流动的政策。
第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成为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外交政策可能会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一些欧洲人（例如法国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担心北约陷入沉睡，而美国则在挑衅而非支持其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进程将引发更多的两党僵局和斗争，而一些正寻求党内提名人资格的民主党人则提出了让金融市场坐立不安的政纲。
最后，中期趋势可能依然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破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拉低潜在增长率，而对移民的限制则会使问题变得更糟。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益发频繁，致命且更具破坏性，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了严重经济损失。尽管从长远来看，技术创新可能会扩大经济蛋糕的规模，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首先破坏就业，打击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因而加剧本已极高的不平等程度。每当下一次严重衰退发生时，庞大且不断上升的私人和公共债务都会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引发一波无序违约和破产浪潮。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投资者正兴奋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短期尾部风险的减轻以及央行恢复货币政策宽松的行为上，但是全球经济的基本风险仍然存在。事实上，从中期视角来看，它们其实都在恶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 鲁比尼（鲁比尼宏观合伙公司CEO，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版权：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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