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文化因素的约束性。美国民众多数信仰宗教，对死亡的认知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美国已经确诊82.6万，死亡人数超4.5万。也许有人会以为美国人民应该已经是水深火热、民怨沸腾了，实际情况却是：有指责政府抗疫不力的，也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抗疫政策“过度”，伤害了民众的自由权。这种“美国人心真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至少从18世纪初的洛克开始，自由权在西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世俗法则赋予的自然权利，受到上帝意愿的保障。这样一来，宗教信仰就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在抗疫中的表现：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并不把生命权视为个人的专属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赋予的。在失去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超自然力量收回的，并不完全受世俗法则和个人意志的支配。二是，人的自由是自然权利，不是世俗法则赋予的，也不应该受到世俗法则的践踏。这样一来，不少美国人就表现得既不怕死，也不喜欢政府的管控措施。这让美国抗疫部门，从联邦到地方，从总统到州长，都比较头痛。
不仅是美国，很多国家抗疫政策的选择，背后往往都有很多决策者左右不了的因素。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将以自己的方式从疫情中解脱出来。抗疫虽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但各国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和模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共同威胁面前，人类是选择合作与协调，还是选择对抗与摩擦，对于人类的共同未来，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