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在经过高歌猛进的30年发展后，国内舆论环境与政治基础都已发生较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后美国等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明显抬头，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是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掌握权力、扭转经济全球化方向的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身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各国国内政策失当，导致全球化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美国经济债务负担重，贫富悬殊严重导致社会撕裂，美国的基尼指数倒退至100多年前，这才是美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原因。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党斗争、政治极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扩大，全球化及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将在全球疫情的新环境下受到进一步的批评。
此外，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其他一些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确定性。第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较大调整。价值观偏好将发生很大变化，对安全与秩序的重视程度将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治理模式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第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将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并决定各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疫情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科技与商业模式竞争将加剧；欧洲担心成为中美所谓的“数字殖民地”，将采取更多的反制与自强措施。第三，大国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将重构世界范围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版图。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不同地区都将出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重构的现象，美国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地区合作与竞争将表现出新的形式。
中美关系走向将是影响疫情后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全局性的。可以说，没有过去30年中美两国共同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同样，如果两国经济与科技“脱钩”，也将彻底扭转全球化的方向。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转变。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转至以大国战略竞争与意识形态竞争为主的关系趋势进一步增强。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原因大体包括：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不甘心霸权地位的衰落而打击竞争对手；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模式，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功与影响的扩大，加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担心，制造各种借口，指责中国处理疫情不当、信息不透明等，混淆视听，打舆论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较快，《中国制造2025》计划威胁到了美国经济技术的支配地位。当然，这是美国强硬派有意夸大中国的力量，为遏制中国发展制造借口。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对华“三派”合流的现象，即贸易鹰派、安全鹰派、人权鹰派都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当前，一些美国声音更提出将向愿意迁回美国本土或迁至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补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