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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启动香港国安立法工作，香港黑暴分子再在铜锣湾及湾仔违法聚集，打砸烧堵路揽炒，更“私刑”市民。（大公报图片） |
钱穆一生提倡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礼乐人生”，若泉下有知，见今日新亚学子之言行该作何想？只记得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他的最后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更何况反共并非一直都是中大和香港青年运动的颜色。1973年，受到内地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大崇基书院毕业生修建露天舞台作为献给学校的礼物，并立起一块“劳动光荣”石碑。如今舞台和石碑仍矗立在崇基书院众志堂背后的草坪上，而今日一些崇基学子又对国家和执政党抱有怎样的态度，恐怕就不必说了。
今日蔓延在香港年轻群体中的“极端本土”和“港独”思潮，与老一辈香港人的恐共、反共并不能割裂其联系。今日年轻人“反中”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一辈人“反共”所产生的流弊。
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今日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今日的世界也不再是那个的世界。一切都变了，但一些香港人对于执政党的恐惧与厌恶却代代相传，甚至在回归20多年之后结出了黑暴的恶果。
1997年中英两国对香港主权的交接是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但并不等于人心的回归。人心回归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香港公民党创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创系教授关信基说：“1997年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
“九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问号：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广义的九七问题一直存在。九七之前不确定，九七之后‘五十年不变’，又延续了这种不确定性。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
关信基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其实他所说的不确定，说到底根源于回归后港人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内地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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