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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
中评社北京12月21日电（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学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王爷信俗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2020，泉州）做书面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从对王爷信俗及其送王船仪式的批评说起。 在清代台湾，乾隆《凤山县志》有一段措词相当犀利的批评，略谓：“夫傩以逐疫，圣人不妨从众。至云船（按，指放流之王船）泊其地，则其乡必为厉，须建醮禳之，噫！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岂有至则为厉而更禳之理，且人亦何乐而为不见益己，而务贻祸于人之事耶？”
然而，近百年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顾颉刚教授，到泉州做民间信仰（又称民众信仰、民间宗教等）的田野调查后，在1926年12月26日写成的《泉州的土地神》（连载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期、第2期，1927年1月）一文里告诉我们：“民众的信仰本不能适合于我们的理性。我们要解释它，只能顺了它的演进的历史去解释，而不能用了我们的理性去解释”，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正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来看看王爷信俗及其送王船仪式的“演进的历史”线索罢。
1.古人对“疫鬼”的认知、情感和动作。 诚如乾隆《凤山县志》所言，王爷信俗及其送王船仪式属于傩文化，而傩文化的中心词是“疫鬼”。古人对于疫鬼的认知，有“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左传•昭公七年》）的说法，古人相信瘟疫是厉鬼散布的。厉鬼由死而无后者和凶死者的鬼魂组成，他们是无所归依的孤魂野鬼，他们会“为厉”即散布瘟疫，是疫鬼。古人对瘟疫、也对疫鬼的情感是恐惧和敌对，在动作上则有“驱鬼除疫”的动作。 对疫鬼的古老认知、古老情感和古老动作，构成了古人对疫鬼的态度。
2.从古到今：对疫鬼态度的变化。在流传至今的王爷信俗及其送王船仪式里，被敬奉为王爷的瘟神本是屡遭驱逐的疫鬼。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从古到今，信民对疫鬼态度的变化。在认知上，有了变化：疫鬼会成为瘟神、瘟神会管控疫鬼；在情感上，除了惧怕疫鬼，幷且敬畏瘟神；在动作上，驱逐疫鬼的节目，加上了礼送瘟神即送王船的仪式。礼送瘟神即送王船（又称“出海”）的仪式，同“普度”有密切的关联。清人丁绍仪《东瀛识略》（1873）记：“最重者，五月出海，七月普度”，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1922）收录的《闽人侫鬼风俗记》则谓：“出海一事，较普度尤为重要”。在闽、台两地的节庆习俗里，农历七月是鬼月（据说七月初一开鬼门，七月三十日关鬼门），是优待疫鬼的月份。“七月普度”是各坊巷、各村社务必轮流举办的仪式，闽、台两地至今尚有民谚“普度不出钱，瘟疫在眼前”流传。“普度”者，以超度孤魂野鬼为普遍号召、普遍动作也。与此相应，敬奉瘟神、礼送瘟神也是各地的普遍号召、普遍动作。信民的共同愿望是让瘟疫远离人民而去，而不是“贻祸”于本地以外的某地及其人民。伟人毛泽东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的正是全体人民的普遍愿望。
3.由闽入台：王爷信俗在台湾传播的情况。康熙《诸罗县志》记：“相传，昔有荷兰人，夜遇船于海洋，疑为贼船，击炮攻击，往来闪烁，至天明，望见满船皆纸糊神像，众大骇，不数日疫死过半”。这是有关荷据台湾时期，王船漂流于闽台海上的口碑及其文字记载。说来有趣，数百年间不时有王爷船由闽放流、泊于台湾海岸。如，《台中县大安港和安宫简介》（1979）记：“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其王船靠于本村（时称罗施港）海滩，船长二丈二尺，有帆桅、樯柁、锚锭、绳索，与民船幷无二致。内有米、盐、饭等日常食物，船舱内拴有活羊三只而无船员乘客形迹。威武壮观令人刮目。船内甲板书明：后儛尾放出（按，后儛尾即今泉州富美之俗称）”。又如，《台湾省通志稿》（1983）记：“民国二年（1913）夏间，漂来一艘王船，村民大喜，起之祀于妈祖宫”。又如，《嘉义县东石港先天宫志》记：“民国十四年（1925）乙丑蒲月朔，忽有王船勒号捷泰利，随波逐浪，弃头桅，掉尾舵，收泊于东石港西北沿海伞顶洲”。清人何竟山《台阳杂咏》（1875）有句曰：“闽人信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诚哉是言也！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收《闽人佞鬼风俗记》所记闽地“出海”情形，同台湾地区大致相同。例如，日据时期成书的台湾《安平县杂志》记：“近海庄民有王爷醮，……先一日杀生，收杀五毒之血于桶，名曰千斤担，但挑一好气运之人，担出城外，与王船同时焚化”，这里所记“千斤担”的情节，也见于《闽人侫鬼风俗记》：“取猪血、狗血、鸡血、牛血等血，暨腐败之物，臭秽之布，种种恶物，杂投桶中。然后以神道签字之印条，封贴桶盖，必严必密。彼谓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于桶中，故其郑重如此”云云，这是恶劣的情节，是应该受到诟病和剔除的旧弊。台湾各地的王爷庙关于其主祀王爷的灵验传说，则是我们应予收集和研究的。例如，台湾云林县光大寮主祀的萧王爷据说有为民解冤息仇的功能：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乩调解”，使当地张、陈两姓“化解仇恨，而结为良友”；光绪二十八年（1902）“萧府神像及乩童”出面调解，制止了当地“六脚田与竹子脚两村庄为相隔河流捕鱼问题”而引发的“经常武斗”云云。
“顺了它的演进的历史去解释”，我们对王爷信俗及其送王船仪式会有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近30年前，我在写作《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时，曾多次引用“贻祸于人”之说来做不当的批评，却也提出了有合理成分在焉的意见：“傩文化活动中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和体育竞技性质的节目，自然尚有发掘和再现的必要，但旧弊和现代病却是不可滋长蔓延的”。
临末，衷心祝本次研讨会功德圆满，热烈祝贺“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主持人，学界的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耐心读完我的书面发言，谢谢！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