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使美联储还有150个基点的货币政策空间，恐怕也难以应对美国经济可能迎来的衰退风险。
而且对于鲍威尔来说，货币政策自身也面临着挑战。在今年8月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鲍威尔以“货币政策的挑战”为题，指出当下的货币政策正面临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挑战。“三低”现象背后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其后果是经济增长引擎变动、增长方式转变、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等长期问题。
“三低”推动政策层面发生转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意识到货币政策在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方面的不足，纷纷将目光聚焦于财政政策。
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每个经济体的选择都将不尽相同。
对于鲍威尔这一货币政策的拥趸者来说，暂且不提财政政策，单是货币政策就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在低利率的世界里，更好的支持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如何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纳入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而考虑到美国财政赤字的状况，美国财政政策发力程度也不尽乐观。天风固收团队研报显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美国债务率将从2019年的79%上升至2029年的95%。而这是依据当前财政水平和支出计划制定的，如果通过新的支出计划，则债务扩张更加不可持续。
所以，美国财政政策发力比想象中困难。
对于经历了失去的20年的日本来说，货币政策已然是块鸡肋。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表示，货币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央行并不是总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设定通胀率。因为，一来货币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冲击，二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在其他国家不这样做的时候解决本国自己的问题。
对于财政政策，白川方明的意见是，财政政策也并未万能，它只是将需求前置而已。要真正实现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关键在于将投资引向高生产力的部门，提高整体的生产力才是解决之道。而且，日本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允许日本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政策。
答案何处寻
对于中国来说，情形又有不同。
2019年3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降至新低6.0%。拆分来看，基建未见起色、地产限制重重、出口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PPI出现持续负增长……加之高杠杆下社零继续回落、中美贸易摩擦情形反覆、制造业投资信心下滑，货币政策宽松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似乎势在必行。
然而，当前猪肉价格飞涨导致CPI居高不下，已经给货币政策出了些许难题；加之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毛细血管”仍有阻塞，央行在放松社融方面还面临许多约束。
由此看来，虽说LPR改革让货币政策可以从与债券市场的博弈难题中脱身出来，但复杂局面之下，货币政策或许仍然“左右为难”。
对此情况，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坦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目标太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余永定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在目标导向下，提升有效需求的政策便是对症的。由此，当下最有效的就是财政政策。
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经济过热的情况，但在通缩情况下无效。而且对于中国来说，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引起很多问题，即使出现问题，也有许多手段可以守住底线。
货币政策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局面，在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看来，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利息的定义达成一致。
当今，关于利率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一个是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偏好利率——与流动性分离一段时间而获得的相应补偿，利率是由流动性的供给以及经济主体的偏好决定的；另一个是马歇尔•费雪提出的新古典理论，利率代表的是储蓄和投资的一种平衡点，分别取决于对投资的回报率和对时间的偏好。这两个理论看似冲突，实则一个着眼于短期问题，一个注重长期效应。
至于如何避免货币政策触及零利率下限，缪延亮开出的药方是：在国家层面，更多依赖于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在国际层面，需要有整合更充分的全球保障网，以降低对安全资产的需求。
一句话总结：当前扭捏之境的答案，或许已不在货币政策本身，而在货币政策之外了。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