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主动建立和加强与承接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通过合理引导和布局中国制造业产业向外转移的区域和产业环节，构筑与中国本土产业环节之间高效科学的分工配套联系，争取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结构调整的主导权。应尽快对中国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趋向和中国策略作出全球科学评估，为企业提供更加规范科学的海外投资政策支持和科学战略引导，将过去以企业分散投资为主的模式，引导向构筑相互呼应协作的集群投资模式，从简单的产能转移方式，因地制宜地形成包括股权投资、贸易、生产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格局，逐步建立中国本土企业能够较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将产能的对外转移转变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展，并借此加快本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第四，加大与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的价值链融合，加快引进高品质的外资和技术，加强产业和关键技术合作，努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相对地位，向上游关键环节提升，提升产业附加价值和对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在过去十多年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纷纷通过向产业链中上游的核心技术环节集中，增强对关键环节的垄断和掌控能力，提高产业附加值，最终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目前，这些国家已经与中国在以大规模制造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之间形成了清晰的互补性分工格局。这些国家的产业利益，需要通过与中国大规模制造体系之间的紧密融合，才能获得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应价值，实现其核心技术的垄断利益。近年来，面对中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需求，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开始从简单的垂直型分工向深度的技术合作方向转型，水平分工的特征逐步显现。这一调整方向，有助于这些国家更好地实现已有核心技术的市场价值，正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和积极回应，也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五，深化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合作。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全球价值链的细化分工和全球布局，突出强化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区域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强化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和自由贸易合作平台的建立，相对弱化周边国家依靠进口关税形成的产业转移的影响力。对企业向外转移的需求，应从被动地“堵”，转向更加积极的引导和布局，通过建立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之间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提高对本土产业体系的依赖性，延长本土产业体系继续贡献的幅度和能力，同时为挖掘中西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链转移的潜力创造更多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