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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正发生重要变化 |
中评社╱题：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及其前景 作者：郭震远（北京），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认为，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密集发生了一系列严重摩擦。这表明，以2010年美国宣称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开端的、冷战后中美之间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达到了其高峰阶段，导致中美关系严峻、复杂。中美关系明显复杂是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最本质特点。尽管中美竞争大为强化，其竞争内涵的权重明显增加，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没有陷入新冷战。
一、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进入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密集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摩擦,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的主要表现。但中美关系的明显严峻事态，却掩盖了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复杂化，即中美关系变化中，多种可能的客观存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实际上，中美关系明显严峻，也正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的主要内涵之一。所以，中美关系明显复杂是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最本质特点。
1．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事实表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轮摩擦多发期，即：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世纪之交，以及从2010年至今的三轮。笔者曾撰文“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起步磨合阶段反思”（“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第1期），对之论述，兹不赘述。笔者希望在此强调的是，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共同原因是，中美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弱化，已无法掩盖中美重大战略矛盾；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独特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增强而产生日益强烈的疑虑。
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在时间上与2010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完全无缝连接，而且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对此，本文后面将专门论述）。此外，摩擦的主要内涵基本相同，但侧重点有所变化。明显的差别是，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摩擦明显比2010年至2017年12月之前的中美摩擦严重得多。无论摩擦发生的频度还是强烈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摩擦最突出的。显然，对于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严重摩擦准确的定位，应该是2010年开始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明确这一定位，是清醒认识、准确把握、有效应对当前这场中美严重摩擦的需要。
2.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但贸易摩擦是突出的主体和主要特点，成为中美关系更加严峻复杂的主要表现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摩擦已全方位展开。可以说，中美关系历来的摩擦点，全部都明显激化，包括：贸易摩擦、南海摩擦、台湾问题摩擦等等。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3月8日，特朗普以反倾销为由，宣布对包括由中国进口在内的多国钢材、铝材，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随后，在短时间内，又对中国采取了几项重大的贸易制裁措施：3月23日，特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称根据特别301调查，将对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并随后在其推文中称，可能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4月16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禁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显然，摩擦的规模，特别是摩擦的影响，都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已迅速成为中美摩擦最突出的主题和最重要的特点。
人们一直把中美经济关系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压舱石，但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却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无论摩擦规模之大，摩擦强度之高，特别是摩擦影响之深刻，都明显超过此前多年的中美经济摩擦。尤其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是，此前的中美经济摩擦，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还是301调查，都限于具体、“真正”的经济摩擦，但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却被人们认为，在贸易摩擦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竞争内涵。这次美国对中国301调查开列的拟进行制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被认为实际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是企图遏阻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举措。显然，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特别是人们广泛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内涵，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化的重要表现。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主题，同样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在中美摩擦中，贸易摩擦已经与传统的中美政治摩擦、安全摩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甚至还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导致中美摩擦从原因到形式，再到内涵的多样化，即复杂化。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已具有战略竞争内涵，而且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但贸易摩擦的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并没有、也不会因此有大的改变。所以，处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将受到中美政治安全因素日益明显干扰，但基本上将仍然主要遵循经济逻辑，即主要也只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处理、解决。在中美贸易摩擦在整个中美摩擦中地位日益重要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整个中美摩擦的处理、解决具有更多样的选择与可能，中美摩擦处理与解决前景将因此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随中美摩擦、特别是经济摩擦的继续发展，这一点将会有越来越清晰的表现，并对整个中美摩擦的走向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经济摩擦，有的还很严重，但像这几个月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还从未有过。这当然与特朗普执政直接相关，但在深层次上则是中美经济矛盾长期积累、激化的表现。所以，可以预料，未来时期中美经济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很可能成为常态。
3.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其竞争内涵的权重明显增加，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2017年12月以来，人们在高度关注各方面中美严重摩擦的同时，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也予以了高度关注。这从一个侧面清楚反映了，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中美摩擦的严峻性、复杂性。人们已经因为正在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感。几个月来，“中美已陷入新冷战”，“美国全面遏制、围堵中国”等判断和论述，已成为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主流的判断和论述。清楚表现了严重的危机感。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中美摩擦密集发生，总体中美关系确实发生重要变化，但并没有达到“新冷战”、“全面遏制”的程度。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内涵的权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所谓“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近三十年中，逐渐磨合形成的。这是与1949年到1972年之间，中美全面、严重对抗完全不同的关系，也与1972年到1989年之间，中美“非结盟的盟国”关系，很不相同的关系。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既斗争又合作，既摩擦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对抗”，表述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就是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即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两个基本内涵。近三十年的事实表明，尽管因为受国际大形势变化，以及中美两国自身变化的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两大内涵的权重不断有所变化，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一直保持延续。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在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决定了，尽管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激烈、严重的竞争，但这些竞争都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全面、严重的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三次摩擦多发期的事实，已经清楚显示了这一点。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插手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美之间竞争明显加剧；但同一时期，中美的经济合作，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在持续推进。显然，中美的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严重的全面对抗。
事实表明，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两个基本内涵，并不只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中美合作对于中美竞争激化，进而转化为对抗，尤其是对全面、严重对抗的有效制约，清楚地显示了中美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次中美摩擦多发期，中美竞争加剧之时表现特别明显。但必须清楚意识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即使是激烈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根本原因还在于，中美双方都清醒认识到，对抗、尤其是全面对抗，必将严重损害各自重大利益。中美合作的存在，则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为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保障。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实际上都受到中美双方的努力管控。尽管美方首先发难，且调门很高，但具体的动作又都留有余地；中方应对态度坚决而且强硬，但具体行动则明显克制。所以，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并未像外部十分担忧的，迅速演化为激烈的贸易战，而且已出现通过对话、谈判，予以处理的前景。须知，通过对话、谈判处理中美摩擦，正是中美合作的重要表现。总之，尽管由于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中美关系中竞争的权重明显上升，但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二、导致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主要因素
2017年12月以来，以中美之间一系列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为主要内涵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但实际上，这一变化的发生既有深刻背景，又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同时，还受到美国国内政局重大变化，主要是特朗普执政的直接影响。由此可以确认，导致正在发生的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有两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双方各自的发展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基础性、长期性和积累性的影响，既有加剧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制约中美摩擦的影响；由特朗普执政集中表现的美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具有明显突发性和很强震撼性的影响，直接加剧了中美摩擦。
1.中美综合国力对比消长变化，中国日益强劲的上升势头，引发美国明显“恐华情绪”，是基础性影响因素
国际社会公认，1979年以来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持续、大幅度增强。其中，中国经济总量持续、较快增加，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重要基础之一。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1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约60倍，由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二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仍然存在明显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11.7％；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2%。而且在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的科技实力、军力、外交影响力等都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多个重大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地区问题的解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担当在世界和地区产生了越来越显着的影响，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有的事实都清楚表明，尽管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短板，但中国已经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已经确确实实成为综合国力世界第二大国。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后，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可以预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将有更辉煌表现。
中国的强大是中国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表现和结果，但都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中美进入冷战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与此前两轮冷战后中美摩擦多发期，主要涉及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具体摩擦不同，这一轮主要涉及中美之间新发生的，而且具有明显战略内涵的摩擦，诸如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和南海争端，推进建立TPP等。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同时出现了又一轮关于对华战略、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而且其广泛程度、深刻程度，大为超过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的相关辩论。可以认为，现在这场辩论已经得到重要共识。包括知名的“知华派”人士，都认为中国已不可能按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不表明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而是中国发展趋势，特别是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它们成功的前景，对美国模式、美国道路形成了真正的挑战。这甚至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涵，从而引发美国相当广泛的“恐华情绪”。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在自己历史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的选择、中国不会将之强加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也不可能因为任何其他国家对之不满而有所改变。显然，中美之间的发展道路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已成为中美摩擦具有基础意义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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