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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纪录台籍慰安妇影像纪实工作者黄子明。（照片：黄子明提供） |
中评社高雄9月12日电（记者 高易伸）对于日本右翼人士藤井实彦6日在台南踢慰安妇铜像所引发的风暴，长期纪录慰安妇影像的摄影师黄子明11日接受中评社访问表达，他无法认同这种不理性且不礼貌行为，对于这名日人更应给予最严厉谴责。
黄子明从2000年开始关注慰安妇议题，并以镜头纪录、发表过“日军性奴隶─台湾慰安妇”、“人、身体、记忆—阿嬷集合”等摄影个展，这18年来他遍布大陆、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拍摄慰安妇超过百余人。他说慰安妇议题涉及历史、国族、性别、政治等复杂意识型态，我们应该回归“人最基本被对待的立场与价值上”出发，才能超越地域与国族的藩篱看待问题。
黄子明，1960年生，台湾台南人。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现改制为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科，曾任自立报系摄影记者、中国时报摄影记者。摄影作品获第七届“吴舜文新闻奖”摄影奖，两度获台北新闻摄影奖首奖及佳作共七项奖项及台北摄影节新人奖佳作、第一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奖现场人物类组照金牌奖。
对于慰安妇议题，黄子明接受中评社访问指出，台湾社会应该谴责的重点不该是慰安妇是否自愿或被迫，反应去谴责、反思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何有设置“慰安所”的制度。台湾与韩国籍女性成为慰安妇的过程有许多复杂原因，大家不该以过度简化的方式去划分，若流于意识型态便难窥全貌，只会停留在民族仇恨或政治利益上打转。
对于藤井实彦在台南对踢慰安妇铜像，黄子明认为，日本境内有不少关注慰安妇议题的人士或摄影师，他们访查二战过后的老兵与慰安妇生活，从人的基本价值与面向上去关注此事，这名日人在台的表现差那些人太多，且令人生厌。
对于国民党设置慰安妇铜像，但民进党直指其是政党“政治操作”？
黄子明说，大家应该关注“哪些人”平常有在关心这类议题或慰安妇当事人，如果有些人从来不关心却在此时异常关心，那动机就很奇怪。他乐见台湾社会去关注这些议题，他本身是摄影师因此更在乎“人”如何被对待的精神。
分享这18年来近距离关注慰安妇的心情？
黄子明向中评社表示，台籍慰安妇阿嬷在接受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时，大多都产生“自我嫌恶”感，但治疗过程包括医师、社工等会一直开导，灌输她们“这并非她们的错”观念。过去有很多阿嬷是根本不愿面对镜头的，但最后她们鼓起勇气愿意出席公开记者会，或成为纪录片中的主角，心情上的转折对她们更是一种挑战。
对于长时间、近距离纪录心情，黄子明认为，面对这群慰安妇阿嬷他得到的感受与经验特别多，她们的年纪其实比自己妈妈还长，因此算是长辈，但在陪伴参加团体治疗的过程时大家又都成为朋友，也进一步得到信任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
黄子明说，阿嬷当中有很多人是老烟枪，她们的抽烟习惯多在年轻时的“慰安所”养成，摄影工作有时希望呈现出她们内心所承受的创伤或压力，但社工会站在保护她们的立场，并不希望公布阿嬷们抽烟的照片等，对此他与社工历经很长时间的沟通，也对彼此都是学习。
黄子明说，拍慰安妇阿嬷“抽烟”其实是想凸显阿嬷们这5、60年来，内心长期所处的一种焦虑、不安及压力。在接触的过程中，听到很多阿嬷说自己年轻时是被“骗”进去的，有些人年轻时以为要去应征食堂服务员、护士助理或看护等工作，但最终都被送到前线慰安所内。
对于有过慰安妇经历的阿嬷，黄子明说，她们有些平安离开慰安所，却也因各种身心状态而导致无法面对正常婚姻、或怀孕生子，有一些阿嬷则以领养小孩的方式替代结婚生子，但这群阿嬷们有更多是经济上的弱势族群，她们没办法给孩子太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沦为社会弱势的很多。
黄子明说，台籍慰安妇过去活在日据时期，但对日本政府却深恶痛绝，这也是她们年纪这么长、那么保守，却愿意在这些运动中勇敢走上街头的原因。
黄子明向中评社表示，有很多慰安妇经妇援会确认身份后每个月领取新台币一万四千元生活补助金，而这笔钱却也成为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看到很多社工因工作关系与慰安妇阿嬷培养出深厚的感情。这群社工其实更扮演这群阿嬷生命后期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慰安妇膝下无子、孤身一人，因此在生命后段非常仰赖社工，大家感情非常深厚。
黄子明说，他拍摄慰安妇，但也曾遇到有慰安妇阿嬷告别式找不到一张可以用的照片，因为当他拍摄时，那位阿嬷已经躺在病床上非常憔悴。也有阿嬷离开时身边没有半个亲人送终，仅靠社工送别最后一程。
黄子明希望，慰安妇议题能被社会大众或更多国家关心，但台籍慰安妇目前全台仅剩两位住在花莲，过去他也参与有关慰安妇影像与口述历史的纪录，他相信这些历史不会被时间抹去，更不希望慰安妇议题变成意识型态或政客操弄的政治议题，而是有更多人愿意以“人道价值”与“设置慰安妇制度”的谴责立场出发关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