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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中频频为绿营地方县市行销观光(中评社 资料照) |
中评社香港6月9日电(评论员 束沐)“罢韩”闹剧终于落幕。无论韩国瑜及其支持者有多么不甘、无论绿营打韩手段有多么不堪,短短两年内,“韩流”以一种惊奇的方式登场,又以另一种惊奇的方式退场,本身就是近年来岛内政治生态被民粹绑架的缩影,值得各界认真思考。
各方动作和讯息显示,韩国瑜被罢免后,绿营已经“磨刀霍霍向柯P”。事实上,柯韩二人最初都是民粹政治的受益者,而“韩流”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柯文哲现象”的扩散。即便最后绿营没有如法炮制“罢柯”戏码,但“韩流”的潮起潮退,对柯文哲的政治生涯带来冲击,是不争的事实。
回顾近年来的台湾民粹政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型民粹”,另一类是“加工型民粹”。前者十分常见,主要诉求就是“反建制”,目标对准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在不同脉络下有不同表现形式,是经由后天加工塑造的民粹思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后真相”时代,民粹的再加工、再生产和再包装,易如反掌。
柯文哲、韩国瑜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原生型民粹”。柯粉是一群中上阶层的都会区精英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政治上在蓝绿对立格局下抑郁已久,长期缺少强而有力的代表人物,柯文哲的出现为其“超越蓝绿”、“第三势力”等主张提供了实践路径。因此,柯粉的“反建制”是意在颠覆蓝绿二元政治结构,只不过最初被民进党顺势用来打击国民党,一旦柯文哲自组政党、展现独立的政治诉求,白绿“敌我矛盾”就迅速突显出来。
韩粉的诉求比柯粉更接近“原生型民粹”,因为韩粉的两大支持基础退休军公教和中南部“庶民”阶层,都是近年来的“失落者”。前者是因为当局年金改革导致该群体丧失“既得利益者”地位,再加上其政治价值观与韩国瑜亲近,变为“钢铁韩粉”主力;后者则是岛内长期低薪环境下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沉默大多数”,在网络社交媒体影响下,迅速被韩“卖菜郎”、“发大财”与“CEO市长”等形象牌吸引,找到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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