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注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那么美国对外政策自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强烈使命感，一种传播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的义务。认知心理学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威胁认知”有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主体对客体的知觉：主体本身的特征、客体的特征、发生交互作用的情境特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免不了会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的认知理念。随着中国力量的逐渐变强，中美之间人员和技术的往来和交流，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具体。认为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经济挑战：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承诺和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不良记录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扰乱了全球市场，破坏了国际规范和污染了环境。一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彻底，未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同意接受该组织“开放市场化原则”并将其纳入本国贸易体系和制度中，世贸组织成员也希望中国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步伐，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二是“强制性技术转移”。⑴要求或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⑵通过市场许可的方式限制美国公司技术进入中国市场；⑶直接和不公平地帮助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⑷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了大量美国公司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三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享有与自身实力不对等的“身份”。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是“成熟经济体”，但在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打交道时依旧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也居世界第二位。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四是中国“一带一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展不正当竞争，输出工业标准、强化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扩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影响力等。
价值观挑战：美国认为其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正日益受到中国的挑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开始体现，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运作更好，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二是中国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国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运用媒体宣传等手段，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西方“普世价值”造成巨大挑战。
安全挑战：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军事动作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的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造成挑战。一是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违背了其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二是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有能力开发和获取先进技术，由于该战略的不透明性，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其军民两用技术支援解放军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三是中国试图主导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法》、与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合作等方式窃取他国资料。
美国对中国意象的形成过程，是在相互交往时作为认知主体的美国对认知客体的中国的信息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的认知活动过程，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对中国的认知选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对中国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取舍取决于它对自身价值的认定程度和评判结果。在认知过程中，美国要确定对中国的基本价值判断，除了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外，还要受社会心理因素和决策者个体心理因素的制约。在中国逐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错误知觉，较为主流的是关于“中国威胁”的负面认知，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地区乃至世界构成威胁，崛起的中国将成为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企图挑战与突破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三、中国对美国的认知
如何评估国家实力原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没有比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容易犯错误的事情了。”有关美国衰落的分析，如果仅仅和中国崛起对照，则是不完整的，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美国无疑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一二十年有超过美国的现实可能，但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依旧长期存在。尽管美国面临着霸权衰退，但仍拥有相对于中国的重大、众多优势。应对地区性问题，美国也需要其他大国的实质性合作。实际上，美国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地区做出安排，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安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一种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崛起是世界的忧虑的话，那现在美国衰落也是世界的忧虑，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格局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美国战略动向的不稳定性增加，它如何进行战略抉择成为关涉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认为就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和自由贸易经济秩序而言，中国是积极建设者，而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者。同时，中国认为自身并未对美国进行主动挑战，反而是美国不断挑起事端。其次，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异质国家，主要是建立在非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而中国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认为所谓异质国家是西方的阴谋论。中国则认为作为一个数千年来很少主动对外扩张的国家，自身的强大本身就是和平力量的加强。中国人认为美国依然在短期内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将很快被中国超越。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中美两国的友好与否关乎世界福祉即与全人类利益相关，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和坚定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同时，中国人认为美国单极秩序祇是一个神话，最多仅仅短暂的存在于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中国也不试图以自身在未来重复一个单极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多极并存的世界中，取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由此，中国严格奉行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坚守不结盟的国家对外发展战略。②
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纷争不已，冲突不断；人文社会领域交流丰富，相互影响巨大但相互设防；国际事务上责任相近，但常常立场相左，主张各异，利益趋异。中国认为美国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有可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干涉台湾、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中国内部事务。
美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越来越强，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可分享的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
四、脱钩还是磨合？
推进美国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因素。美国贸易代表谈论美中经济脱钩，如何再造全球供应链，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公司仍致力于中国市场，目前很少有公司剥离现有业务。然而，企业的反应暗示，他们对中国的供应链进行了谨慎评估。在华经营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是这种评估的重要推动力，但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也是促成因素。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推迟或取消计画中的投资决策。今年表示将加快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受访者比例是过去几年最低的。近3成受访者表示，由于紧张局势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放缓、推迟或取消了在美国或中国的投资，这一比例是2018年的两倍。美中关系紧张增加的成本是促使他们决定将投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之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决定停止或减少新投资的公司数量有所上升，有17%的美资公司作此决定。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趋势，但60%的受访者表示，美中贸易紧张增加了成本或不确定性；47%的受访者表示，2019年削减或停止计画投资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些原因在前两年的调查中并没有被企业提及。另有58%和50%的企业分别提及在华成本上升和美中关系紧张是它们将投资转移至美中之外第三方的原因。
如何在讨价还价中采用威胁和允诺的策略来实现双赢的结果。而这些策略的使用中最关键的是可信度的问题。例如，对于微弱的侵犯而言，大规模报复这样的威胁就是缺乏可信度的。由于威胁行为本身的显着特征就是威胁主体从未有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因此，要实现威胁的可信度，除了束缚自己的行为选择之外，还可以假装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实施威胁的后果，或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易于冲动非理性的人（亦即所谓的疯子理论），或者还可以把声誉因素与威胁捆绑在一起等等。③
最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遏制措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人员往来和技术交流等。当前正值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不排除配合选情的需要。等选举结束，双方仍然会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磨合的几率会大些。
注释：
①《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美）杰维斯着，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②“中美关系中的认知差异与战略互动研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李红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③《冲突的战略》，（美）谢林着，赵华译，华夏出版社，2011-05。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0月号，总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