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观察特朗普主义向拜登时代的转型调整，不能简单地看双方的竞选纲领差异，而需要立足美国与世界的大格局与大战略，准确判断出特朗普主义提出和回应的问题性质及其沉淀下来的理念和政策，这些是拜登难以简单回调和消解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拜登政府仍有基于民主党执政理念和全球化路线的调整空间，这一回调动作不仅能够回应和安抚美国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精英与金融集团的利益，更可以得到盟友体系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博弈相关方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合作。经由拜登的回调治理，美国被特朗普极限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逆全球化、冷战主义及瓦解破坏既定多边治理秩序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危险风潮及其破坏性预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治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迎来一个短暂但关键的调整喘息期。
三、贸易战的继续与中美关系的四个隐喻
拜登时代，由特朗普开启的中美贸易战仍将在一定范围和强度内持续下去，但极端升级的风险性可以得到管控。这是中国塑造新世界秩序的历史契机：其一，通过与美国的正当对抗，给全世界一个正面印象，即中国坚持自由贸易、WTO规则及共享性发展伦理，破坏规则及造成各国利益损失的麻烦制造者是美国；其二，藉助贸易战契机重新布局国内产业及充实“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加快推进“非美经济共同体”的新全球化体系建构；其三，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真正探索出一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真正解决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难题，逐步超越1500年以来西方主导的“地理大发现秩序”，塑造一种陆海统筹、南北贯通、内外协调的新世界秩序；其四，贸易战及相关的后续危机应对，正好是对2018修宪新体制正当性的一种间接证明，也是对其实际的制度效能的一种历史检验。
从形象比拟的角度，中美关系在贸易战格局下呈现出四种有所差异又相互关联的隐喻模式：
其一，修昔底德陷阱模式。艾利森的这一隐喻具有非常形象化和历史化的冲击力，在学界和舆论场域成功制造了“热点”效应，吸引了众多无论具体立场如何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来蹭热点，竞相表达立场和存在感。但这一隐喻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因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对抗这样的希腊文明的“内战”现象，而中美对抗则不能简单归于同一文明的内战，而更像是撒母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艾利森的模型只是简单移用西方自身历史经验，缺乏文明间的横向比较和互动理解，因而只具有形式化和比拟性的表面分析意义。
其二，G2与中美（Chimerica）共治模式。这也是一种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想像结构，基于对中美实力接近后如何和平相处的创造性设计，有点类似美国为“主”，中国为“副”。中国越来越多承担美国卸载的全球治理责任和沉重的秩序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民族复兴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虚荣心。但这一隐喻模式一方面很难为美国所和平接受，因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另一方面也不容易说服中国接受，因为中国不愿意在自身未充分发展及权利未充分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就以虚荣名义承担过重的全球治理责任，过大消耗国力，并可能与美国一起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希望以自身的道路和节奏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全球化道路，可以慢一点，但需要稳健和安全。
其三，藤树关系模式。这是中国战略学界某些学者提出的隐喻模式，以自然生态的共存演化模式推演中美的可能关联式结构，以美国为全球化的树干，坚挺而有序，是周边元素的坐标和成长依托，恰似一个全球共同体中的“霸主”；而中国属于后发的攀附者，是一种缠绕在树干上的“藤”。在通常情况下的藤树共生是双赢的，但随着树干的营养枯竭和生命力衰退，以及藤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挺拔之生命意志的展现，藤树关系开始产生紧张，树感到安全威胁而急切希望甩掉藤，但藤却以柔性缠绕方式不断延迟双方的脱钩，争取最大化的发展机遇。藤树关系通常会经历“攀附”、“竞争”和“超越”三个阶段，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从“攀附”向“竞争”转型的发展阶段，因而充满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关系模式非常形象和生动，也包含了中国应对美国刚性脱钩的理性智慧。
其四，半脱钩模式。这是美国战略学者在其分析报告中提出的模式，中国部分学者加以改造使用，应用于描述和分析中美逐步脱钩与对抗的过程状态。这一模式具有较强的描述功能，且有助于中美双方理解彼此的动态关系和风险状态。在这一进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点包括但不限于“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的半塌陷状态、台湾牌与两岸关系的“僵尸”状态、高科技领域的严格封锁、美国盟友体系的两面派立场及金融安全危机与系统化风险等等。笔者在进一步的思考中将使用“软脱钩”的概念以确立中国为主体和主场的战略思维架构。
这四种关于中美关系的隐喻模式并非完全成熟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而是一个大致具有一定解释力和理论化前景的思考方向，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中美关系时借用来激发理论想像力和作为成熟理论的可参考起点。
总之，贸易战是对中国改革40年全体系成就与发展潜力的客观肯定，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能力检验与历史考验。这是民族复兴必须要爬过的坎和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贸易战还意味着被压抑数百年的“东方秩序”开始实质性复兴及引领新全球化进程，而中国正处于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枢纽位置。“新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轨推进的“新轴心时代”。贸易战是这一大时代秩序形成中无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却也是“新生之啼”。接续贸易战的，是中美新冷战更加严格的战略和制度斗争的考验，美国具体的大选结果不能改变这一日益斗争化的大国关系模式及其不确定性的发展前景。
四、结语：未来十年全球秩序的一个展望
特朗普败选，特朗普主义在整体上无法“连任”及体系化，但其核心遗产将对共和党未来议程及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塑造作用。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涉及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法案与政策制定中的“全票通过”现象表明了两党对华认知与战略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迭共识。因此，2020年之后的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固然有了拜登时代作为短暂的过渡与缓和，但绝不可能彻底回到奥巴马时代及传统民主党的规范框架之内。美国已变，这是其帝国霸权高蹈与国家实力下降、全球化扩张与本土利益受损、全球普适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等结构性张力和斗争造成的必然结果。特朗普捕捉和利用了这一变化趋势，但其煽动民粹、种族及冷战对抗的走钢丝行为却对美国和世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动荡和不安，由此引发美国内部民主政治和外部盟友体系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多层次反弹，美国2020大选结果就是其民主政治对特朗普主义的规范性批判。但普选票如此接近以及选举诉讼的纠缠不清，显示了经过特朗普四年，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和分裂态势不是缓和了，而是加深了。
不能简单批评特朗普带来了美国与世界的多重分裂，他只是既定分裂的发现者和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然而他的“商业心智政治化”与保守主义道德激情，未能浇灭分裂之火，反而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导致美国利益和民主规范都不能再允许特朗普按照特朗普主义极端运作下去。那么，“特朗普大法官们”（他提名任命及影响下的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法官）会使出宪法杀手锏帮助特朗普逆转选举结果以延续100%的特朗普主义吗？可能性极低，因为大法官们不可能是特朗普的简单政治工具，理念上的某些重迭共识不可能成为大法官背弃宪法信仰和职业声誉的决定性理由。
未来十年之全球秩序，将面临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判断理据在于：其一，二战以来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已出现道德和制度的崩解，美国的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破坏了全球制度的规范根基和可依赖性，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秩序建构周期；其二，中美关系的“和平红利”基本结束，“新冷战”及西方的重新封锁政策严重挑战中国政治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主现代化和国际化道路；其三，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明与经验基础上的全球化构想，遭遇到来自西方及周边的严重地缘政治和利益挑战，需要中国反思调整，稳健管控风险和有序推进；其四，全球秩序出现了伴随“新冷战”的重新结盟化、帝国化和局部战争风险，中国应当加强多风险整合分析和应对能力；其五，中国内部的经济内循环、治理现代化、社会创新发展与个人自由保护应当形成一个观念和制度的协调体系，以此作为国民认同、斗争和进取的可靠基础；其六，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来看，2020—2030年是中国决定性打破西方封锁并形成初步的内外秩序布局的关键时间段，中国2049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十年的结构转型与自主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国家治理观和全球化路线，在与美国“斗争为主，斗而不破”的持久博弈过程中，走出一条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性整合的历史发展道路。面对拜登时代的特朗普主义遗产及民主党“自由帝国主义”的有限回调，中国应当具有斗争与合作的两方面经验与之进行精准的复杂互动，有缓和，有斗争，以自身利益和清醒的战略为根据，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全球和平发展负责。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2月号，总第27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