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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冲突”。 |
中评社╱题：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作者指出，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这才是真正的“筑高墙”。
一、“文明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中国GDP在二○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川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2019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同时指出，庞培欧的团队“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正在制定一项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全面围堵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并分析古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要发生战争，最后是玉石俱焚，双方一起毁灭。
这种论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源远流长。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后来又将它发展成为一本专书。杭廷顿认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教、东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从十五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后，许多文明渐次式微，到了廿一世纪，人类的冲突不再仅是国与国之间，更多的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在进入新世纪之初，9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杭廷顿的“文明冲突”之说；西方国家假藉“反恐”之名，将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的打击对象，那就是“中国”。
本文主张：面对美国的这种挑战，最好的对策是坚持“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两岸共构文化中国”。因为所谓“文明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不是源自东方文化。东方的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冲突”。
二、广积粮：“不患寡而患不均”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抗元。攻占徽州之后，他亲往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治国平天下之策。朱升送他三句话：“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1969年8月，美苏两霸都挥舞大棒，威胁中国。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现在的最佳对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在我看来，在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说明当前“文明冲突”的世界大局时，中国应当提出的对策是：“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所谓“广积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解决国内“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所谓“筑高墙”，是“两岸共构文化中国”；所谓“不称霸”，是不跟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看，所谓“广积粮”就是指经济发展，同时要解决“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不久前，在香港“反送中”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看到朋友传来一则讯息：目前深圳正在推动一项住房改革方案。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将分别占住房总供应量的40%、20%、20%和20%；后面3类住房的价格，将分别为商品房的60%、40%和20%。
看到这则消息，我立刻想到《论语》上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禀告孔子，鲁国的权臣季孙氏将出兵讨伐鲁国的附属小邦颛臾。冉有认为：“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责备他：“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则对话，很可以用来说明两岸三地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今天不管是香港、台湾或大陆，都面临了财富“分配不均”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在都市地区的表现，以“住房困难”最为尖锐。香港地狭人稠，在几个房地产开发大户的联手炒作之下，房价贵得十分离谱，以一般人的平均收入和房价的平均值来算，年轻人拚命工作，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储蓄三十年才买得起一个住房，这个数字在台湾则为十三年。
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都是处于“危机”的状态中，很容易因为某些因素的挑激，启动社会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乘虚而入，“见缝插针”，使得社会运动偏离原来的诉求，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此；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亦莫不然。
“反送中”运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传闻指称“外国势力”的干预，并且呼吁中共出动武警或解放军，予以镇压。这种说法正如当年冉有所说的：“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相反的，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政者都必须考量孔子当年的说法：“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我看来，深圳的住房改革政策，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釜底抽薪”之计，也就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如果香港的行政当局及早仿效深圳，推动住房改革，就可能收到“既来之，则安之”的效果，万一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而发生社会运动，也不至于像“反送中”那样，蔓延扩散，难以收拾。
习主席在2017年十九大时，便曾经说过：“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赢得当时全场十五秒的掌声。据我所知，提出落实此一政策之具体计划的城市，深圳似乎是第一个。香港后来也起而效法，但时间已嫌稍迟，祇能说是亡羊补牢。将来大陆其他城市是不是会推广类似的政策，都还有待观察。然而，我敢于断言：未来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以中华文化作为主体，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深圳的住房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不思考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特色，盲目地移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堪设想。
三、筑高墙：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瞭解“广积粮”的意义之后，本节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两岸共构文化中国”是中国今天该做的“筑高墙”。这个问题仍然要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清廷竟然败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强，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宰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79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又走上了“全盘西化”，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典范。
2012年3月16、17日，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举办“第五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的翟学伟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本土视角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少数学成归来的中国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带入中国学界，并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大约从1949年至1978年，大陆的学术先是一面倒，学习前苏联，后来社会心理学在大陆则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从1978至今的第三个三十年，又由“海归派”带头，一面倒学习美国，呈现出三大断裂的格局。
他说，“今天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同初创时期的30年几乎没有关系。”“一些当年留美的学者已经故去或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经历了从西方引进知识，重学苏联与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点”，“这点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心理学没有传统，没有发展线索，没有传帮带，甚至没有带头人。而从头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积累，往往是个人祇顾做个人的研究，外加个人兴趣也在不停地转移，持续性的研究则更少。”“研究兴趣乃至专业的不停变动，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谈，或东一榔头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与方法与不断跟随社会特点，是中国内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30年的断裂期导致了一种研究学统的丧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学统，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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