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比如用于医疗用品领域的政策，对其他地方的竞争者是否不公平？
我们不应贸然作此判断。推行产业政策的标准理由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产生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和其他广泛社会效益的新产业。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幷不擅长识别哪些行业值得支持，而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一国产业政策失误的）大部分成本。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被误导，那么因此受损的是中国自己的经济。
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瞄准了社会效益超过私人效益的活动，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那么外国人没有理由抱怨。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修复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当所讨论的外部性是全球性问题时，如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点尤其正确。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补贴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这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很少有人指责中国生产者抬高价格。更多的时候，抱怨是相反的，中国企业被批评拉低价格。这样的指责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公司，它们经常是高科技市场的主导者。
欧美对产业政策的新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但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焦点放错了。需求和补救措施应放在自己的国内领域。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建立更具生产力、包容性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要超过中国或破坏中国的经济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