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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较量，帮助了华为的成长。 |
中评社╱题：“中美交锋的实质和未来：华为成长哲学的视角” 作者：于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作者指出，无论是贸易问题还是台湾问题，特朗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面对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美国试图通过“挡”的方式来阻挠中国的崛起。不过这种手段并非特朗普首创。2003年，面对不断崛起的华为，美国政府就极尽各种手段，阻止华为的发展。然而事实表明，美国的阻挠不仅没有挡住华为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了华为加速崛起的助力。美国政府无法阻挡一个中国公司的崛起，自然就更无法阻挠整个中国的崛起。本文试图通过对华为与美国政府十几年来互动历程的回顾，预测中美正在进行的这场较量的未来。
一、赴美考察，决定了华为的开放
1997年岁末，任正非带领华为公司的高管们横跨美国大陆，从东到西，访问了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惠普公司等美国企业。那一年的圣诞夜，任正非带领大家在硅谷的一家小旅馆中，三天没有出门，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总结美国之行的所感所想。
给大家最大刺激的，不是这次访问的几家公司，而是曾经的美国电子业霸主、此次无缘访问的王安电脑公司。这家公司的浮沉，给华为管理层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
1975年，王安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功能的文字处理机。这款机器可以在萤幕上直接显示文字，用键盘快速修改文稿，它把美国办公室的文员从笨重的打字机中解救了出来。这款产品一经面世，从白宫到企业，再到各大机构，订单雪片一样飞向王安电脑公司。当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IBM掌门人小汤玛斯·沃森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大声斥责身边的人：“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王安走向了辉煌，鼎盛时期，王安电脑公司员工3万多人，年营收30亿美元。王安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美国第五大富豪。比尔·盖茨曾说，如果王安公司没有陨落，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①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在1992年轰然倒下。
任正非和华为的高管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二十年间，王安电脑公司“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是什么让王安电脑公司从浪潮之巅坠落深渊？
因为封闭，因为不开放。
王安的失败首先是战略的封闭。文字处理机的下一代产品是个人电脑。IBM和王安公司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王安既想要硬体利润也想要软体利润，舍不得把软体的利润分享给别人，因此王安电脑上必须运行王安公司自己开发的软体，其他所有公司的软体都无法在王安电脑上运行。相反，IBM开放技术标准，鼓励其他公司开发能与IBM个人电脑相容的应用软体，目的是让这些公司与IBM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仅仅三年之后，因为软体的丰富，IBM的个人电脑拥有了比王安电脑更广泛的用途，IBM个人电脑的销量把王安电脑远远甩在了身后。
王安的失败还源于组织文化的封闭。王安电脑公司鼎盛时期精英云集，后来思科的董事长钱伯斯当时只是王安的副手之一。但是王安最终还是选择把董事长职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王烈，这使得王安公司大量人才流失，其代表就是“三剑客”考布劳、斯加尔和考尔科的离开。
关于王安电脑缘何失败的讨论，使得华为决策层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个技术与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唯有充分开放，才能生存和壮大，封闭只能是死路一条。从此开始，“开放”成了任正非口中的高频词汇，他说：“公司长远坚持开放的政策，是从来不会动摇的”、“不开放就不能吸收外界的能量，不能使自己壮大。”在《致新员工书》中，任正非写道，“华为公司共同的价值体系，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为世界、为社会、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企业文化。这个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断吸纳世界上好的优良文化和管理的。如果把这个文化封闭起来，以狭隘的自尊心、狭隘的自豪感为主导，排斥别的先进文化，那么华为一定会失败的。”
今日看来，王安的思路与特朗普极为相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无非是什么好处美国都要全拿通吃，一点也不愿意分给别人。特朗普以为，占到所有的便宜就是胜利。殊不知这样等于把所有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独奏的音量永远小于合奏，一个人走也许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才能走得远。战略的开放事实上是心胸的开放，要能容忍别人有所收获，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一起把饼做大。
另外，特朗普在职务任命上重用家人的做法，与王安组织文化的封闭也是高度一致，当下属发现所有人都是给你家人卖命的工具的时候，团队成员的忠诚、全身心投入自然都无从谈起。团队必然因此丧失了稳定性，成员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之差，也就可想而知。
二、与美较量，帮助了华为的成长
坚持开放，不重蹈王安覆辙的华为其后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是41亿元人民币，1998年销售额提升至89亿元人民币，1999年销售额达到115亿元人民币，其中有了0.53亿美元的海外销售，2000年华为销售额攀升至213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销售额扩大到1.28亿美元。同时，华为的员工人数也从1997年的6000人增长到1999年的12000人，进而增长到2000年的16000人。也是在2000年，华为来到美国，在硅谷和达拉斯设立了研发中心，一年以后，华为在美国再设立四个研发中心。
然而好景不长，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的华为，自2003年开始遭到了美国政府无端的指责和打压。2003年新年伊始，全球数据通信的巨头思科，在美国对华为提起了知识产权的诉讼，长达70多页的起诉书，几乎涵盖了全部的知识产权法类别。起诉地点选在美国得州东部马歇尔镇的联邦法庭。美国律师分析思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诉讼地点时说：“该法院以快速审结知识产权诉讼案见长，以判罚严厉着称，而马歇尔镇民风则保守排外。”②当时的西方媒体评论说，华为肯定会陷入“灭顶危机”。
华为选择了直面美国的挑衅。应诉初期，有人建议华为高举“捍卫民族企业”的大旗，获得国内媒体和政府的支持。华为决策层否定了这个方案，因为华为最终要走向国际，要开放，要靠实力说话。世界五百强企业，有哪一个是高举民族企业旗帜的？一个都没有。市场是无国界的，伟大的公司视野要放在全球，公司的成功会成为自己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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