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13日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坚持乡村建设，通过保护型城乡政策实施，将乡村建成为现代化的“压舱石”。
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近期，部分地区全面推行拆村并居，强制改变乡村面貌，推动农民上楼，有可能带来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乡村稳定源于农民的生活稳定，数亿农民与土地结合，构成防止社会极化的最稳定力量。拆村并居之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空间距离、生产工具存放、耕作便利和互助合作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农民上楼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拆村并居会造成农民被动“失地”。脱离农业生产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对农村老年群体、贫弱群体和传统的“中坚农民”冲击巨大。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涉及可能造成农民“失地”的改变、改革，必须慎之又慎。
地方政府推行拆村并居的一个动力是，通过宅基地腾退，产生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扩大城市开发建设规模。
拆村并居需要安置赔偿、基础设施重新配套，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本高昂。地方政府一般是将这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商住用房开发而非工业建设，为了消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客观上促进财富加速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则往往益处不大，甚至起反作用。
建设一个一千户规模的新型社区，粗略估计，各项支出超过亿元。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来平衡资金。全国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在农村大而城市小的总体格局下，具体到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农村宅基地腾退指标，会超出当地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几个数量级。
供大于求，拆村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超过城市需求，最终，要么会增加房地产库存，要么会变成地方政府债务。拆村并居背后的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短视思维，值得警惕。
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农村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农民建房潮，砖混结构的独栋楼房和带院落平房是农村普遍形态。农民的多年储蓄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投入到农村建筑中，全国农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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