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商处在边缘和前沿。餐馆很明显,是边缘经济的;而前沿是高科技的,是跨国企业家或留学生在美国做起来,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投资基金上市,低成本获得融资,在科技领域成为前沿。边缘经济中,华商可利用族群经济特点;前沿经济中,华商可利用跨国优势、新技术优势。这两端都不成熟,也都可能变成主流。
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直达的城际巴士是华人开创的。我在欧洲做过几次演讲,首先都问:“在欧洲各大城市之间,例如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之间,形成新的、由华商创建得交通模式,有没有可能?”他们听了,都说根本不可能,可是在美国,华商就做到了。以前我从波士顿到纽约,每个城市都要停,路上花费七八个小时,100多美金,现在只要二三十美金就可往返,便宜快捷服务又好,这是华人创建的。
也就是说,边缘也可变成主流。过去很多学者说唐人街人满为患、没有前途,事实是不知这种变动性、活力所在。这在北美较突出,因为市场经济活力很充分。美国可容纳各种不同经济要素。
欧洲、非洲是贸易带动的,是温州人打开了欧洲市场。比如皮革业、礼品、玩具。在西班牙,皮革业在全球是有竞争力的产业,华人去了后,改变了产业结构——他们一开始去是摆地摊,然后开商店,后搞批发,再后来形成产业链,在当地制造。发展非常快。
我们去罗马参观,发现每个华商都有大仓库,几个集装箱地在欧洲各地销售。欧洲很多华商也是偷渡过去的。中国制造价廉物美,欧洲价格比较高——用学术化语言讲,他们就是突破制度障碍。全球市场本应是平的。从历史发展趋势说,制度障碍会越来越少。而华商突破这种障碍,实现了发展。障碍一时无法克服,于是在本地制造,当地人无法竞争,欧洲人措手不及。竞争不过,就烧毁华侨华人的仓库。所以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烧鞋事件”,这让人很痛心,但也是慢慢磨合的过程。
这些华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回来投资不适应,几乎没有成功的。在欧洲的华商,也设法转型。例如,成立了“欧洲华商商学院”,是华商企业家班。多伦多、温哥华的华商,起码是大学毕业或大专毕业的。但欧洲华商可能只有中学毕业,没有接受MBA教育的基础。因此,他们开了这个学院,用众筹方式把国内学者请到欧洲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