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当前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完善地方税种、重构地方收入体系应该怎么做？
贾康：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十九大特别强调的，这也是下一步攻坚克难的重要部分。总体来说，我认为必须考虑的重头戏，一是抓住地方税体系里特别有分量且已经有框架的资源税：除海洋石油外，资源税是按属地原则征收，欠发达的中西部恰恰是资源富集地区。另一个是进一步按照中央要求，在税收法定路线上推出房地产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改革任务。
房地产税是直接税，是符合中央所说的要提高比重的代表性税种，消解土地财政的短期行为也与之相关。地方政府有了房地产税和地方税体系，就不必靠单一的土地批租取得财力。在地方税体系建设过程中，当地方职能履行跟税源建设形成权责内洽，地方政府便会越来越专心致志地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务水平。像房地产税的征收，要定期进行税基评估，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高本地公共服务水平，那么每次税基评估都会带来税收收入水平的水涨船高，地方财源建设就可以随之合理解决了。
不过，对于土地财政实行改革，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土地批租了。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地块批租出去，一管就是40年或70年，钱被当届政府使用，后面几届、十几届政府就没有了这个财力来源，这种短期行为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要在土地批租基础上，发展更多有稳定大宗收入来源特征的地方税种，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资源税、房地产税，以及其他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的税种，构建出税权概念之下的地方弹性空间，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甚至因地制宜的特定税种设税权。
谈独山县举债式发展
最大的浪费是什么？是决策失误
NBD：近期因贵州独山县举债400亿、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等话题，基层财政问题备受关注。请问，这种困境要如何破解？
冯俏彬：基层财政出问题，大部分是因为过度发展、超能力建设，导致了过度负债。其实，在基本的“三保”问题上，现有体制机制对此是有相应保障措施的。往往是过度发展、过度负债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压力，反过来冲击到基本的“三保”运转。所以要守住“防波堤”，不能急功近利，还要有体制上对权力的约束，平衡好当前的财政压力和未来的发展。
贾康：独山县这个案例，显然是在中国体制机制背景下，“关键的少数人”出现了明显的决策偏差。一个贫困县搞了这么大规模建设的盘子，项目大而不当，现在骑虎难下，建设难以为继，这要吸取经验教训。最大的浪费是什么？是决策失误。本来很多县级财政都很困难，再加上这些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是令人痛心的，所以一定要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客观地讲，这种经验教训已经总结很多轮了，在现在全面配套改革反覆被强调、绩效管理反覆被作为要领来落实的过程中，居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极端案例，特别值得我们进一步找准制度安排、管理环节的弊病和缺陷，从而解决问题。
对于县级财政压力未来会不会加剧，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可能有所好转，有些地方不排除在一些阶段出现困难加剧的情况。总体来说，“六稳”“六保”在贯彻落实中，中央更加强调要切实落到基层，问题则应具体地方具体分析加以优化解决。
谈“十四五”财税改革
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是重中之重
NBD：“十四五”即将开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哪些重点方向？
贾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直提到的三大任务，仍然是未来改革的重点。一个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一个是进一步推进预算改革，一个是解决税制改革和地方税体系的问题。
冯俏彬：“十四五”期间，要高度重视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现在比较清晰的判断是，未来一定时期，财政收入会保持相对低速，但是财政支出的强度不会减，这就会引出债务的问题，引出财政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我们妥善处理。
财政可持续问题与很多体制机制相关。税制改革方面，要继续推动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方式转化，这个改革思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方向。预算管理改革方面，特别要注重绩效管理，当财政收支关系出现变化，财政压力增大，财政绩效管理既要全面，还要提高层次，不仅仅是每一个财政支出项目要讲绩效，还需要对部门、对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把财政资金的口子守住，让花出去的钱有效果。
NBD：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在的“硬骨头”表现在哪些方面？
冯俏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核心是央地关系。说到财政体制改革，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事权划分，第二个是收入划分，第三个是转移支付。
首先说事权划分。关于央地事权划分改革，目前已经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科技、外交、应急救援等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但即使进行了事权划分，在当前的体制结构下，各级政府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划得特别清楚。所以，虽然推出了事权划分改革方案，但其中有很多的共同事权。这一块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尽量把改革往前推。
收入划分也是一样。目前，新一轮整体收入划分方案没有启动，进行的是一些局部改动，比如调整增值税央地分成比例，比如消费税增量部分划归地方等等。之所以还没有从体制上进行全面改革，把整个收入重新划分一遍，是因为有些条件不充分。比如，想要划分清楚，就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但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税已经没有了主体税种。
再说转移支付，不管是专项转移支付，还是一般转移支付，目前资金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规模一大，怎样做到“可预算性”就是关键，即下级政府不用去要钱，不用去打报告，能预知明年能从上级部门拿到多少钱，能够估算财政收入的盘子。目前看来，这个“可预算性”是不够的。另外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是转移支付的下达方式问题，以往在资金层层下放的过程中会出现“漏损”。这一次中央政府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万亿元直达基层，资金7天就能下拨到基层。这是一次试验，未来这种方式能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即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晰中央和地方的权责。这涉及到国家的行政体制、甚至是宪法结构。这个问题大大超出了财政本身的范围。只不过由于各种问题最终都会体现在财政收支上，所以财政部门对事权不清、支出责任不明最有深切体会。但要成为一个全社会的改革共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厘清、妥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慢慢摸索出一个合理的央地关系结构，寻求多方平衡。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吴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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