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郎德上寨住的头几天，我奇怪于为什么这里的村民都不会起得早。这与我长期在乡村村寨里做田野的经历相悖。我借住的主人家最近刚把房屋加建游客客房，女主人对我说，“现在村里人变懒了，就算在村里赚不到很多钱，也不想出去打工了。有的男人宁愿到表演场领工分，赚个七八块钱、十几块钱一天，也不愿到我家来做工修房。就是150元每天，村里的男劳力也不愿来干。”“别的没有旅游的寨子出去打工的人多些，为了给孩子念书攒钱，”她笑着说道，“郎德上寨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少，但并不一定说我们旅游收入高，只是我们有些变懒了。”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妇在没有表演的闲暇时间坐在家里前院做手工刺绣。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妇在没有表演的闲暇时间坐在家里前院做手工刺绣。
当谈到郎德上寨的“懒”，上文提到的那位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员对我说，“这里就郎德上寨这一个寨子是这样。别的寨子也是早早起来干农活。所以苗家妹子都愿意嫁到这里来，就是跳跳舞，唱唱歌。西江也是一样，有点‘懒’。”郎德上寨一位原村干部说，“自从搞旅游，郎德上寨是全镇出去打工人数最少的寨子。郎德上寨收入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吃饭和子女生活都能解决。在家可以照顾农活，自足就可以。”在访谈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的副总时，我问他如何看待郎德上寨村民的‘懒’。他回答道，“这个要看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村民对生活的舒适度很满意、满足。”
雷山县政府和在县政府领导下的郎德文化旅游公司正积极地遵循西江模式，期望以之实现郎德上寨快速的旅游经济增长。然而，旅游发展的商业性成功并不等同于当地贫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首尔大学学者Jean Junying Lor及其合作者在一篇讨论民族旅游如何减贫的论文中比较了郎德上寨和西江两个案例，并认为：西江的“先发展，后包括”的模式限制了贫困人口从中获益；而郎德上寨的“先包括，后发展”的模式确保了贫困人口的参与，尽管这是以减少总额利润为代价。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这位官员说，“郎德上寨不能走西江的路。郎德上寨的发展不能急，要慢慢来。”调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前，他曾先后在西江镇政府和郎德镇政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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