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缘条件观之，伊朗位处欧亚心脏地带，更有强大的王朝官僚遗产、石油利益，对各方列强而言，皆为不可多得的傀儡良选，故苏联入侵后便长据此处，不仅在伊朗西北驻军直至1946年，更扶植阿塞拜疆人民政府、马哈巴德共和国等短命独立政权，意在深化己方影响力。然而1945年后冷战氛围渐起，美国开始经纬中东，填补了英法等传统殖民势力留下的权力真空，并有意将中东打造成围堵苏联南境的包围网，伊朗自也不能置身其外。
在冷战范式下，美国先于1946年迫使苏军撤出伊朗，又于1953年与英国共同策动伊朗政变，推翻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此一举措虽换得巴列维国王的忠诚，却让美国在伊朗近代史的形象蒙尘，化作日后动员革命的话语根源。然而此时美国并未意会此事，其因高调支持以色列建国，已然见罪多数阿拉伯国家，故而更需伊朗、土耳其的亲附，伊朗政府也因苏军的早年占领、煽动民族独立，情愿踏上亲美之路，双方自是一拍即合。
1960年代起，中东开始沿着美苏势力范围，裂解出两大阵营，一方是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势力，包括埃及、叙利亚、南也门等，各国使用苏式军火，实施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则是与美国交好的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阵营，此方使用美式军火，并在立场上倒向西方。然而美国一心防堵苏联，却没料到伊朗的最终叛离，原因不在共产主义渗透，而是一场始于1978年的内生革命。
这场革命虽被外界统称为伊斯兰革命，其动因却远比前称复杂。首先，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伊朗都市享受着石油经济红利，农村却深受分配不平等的侵蚀与剥削，阶级对立日渐严重；其次，巴列维王朝承继立宪运动的西化传统，压抑伊斯兰的政治与社会角色，致使宗教势力大为不满，认为伊朗正受西方精神污染。
此外，由于巴列维立场亲美，自由民主等话语自在伊朗社会漫天飞舞，反君主专制的自由派由此崛起；而伊朗位处美苏前线，反美反帝的左翼团体也在学生间生根，并散入中产阶级的隐匿角落。上述势力各有议程，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却恰好在推翻国王上形成共识，故能汇为革命浪潮，促使巴列维流亡海外；革命期间飘扬的反西方、反帝、反剥削、反世俗化口号，也尽被神权政府收拢，凝为“反美”二字，作为执政的正当性根源。
而论及伊朗神权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新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邀其回国时，仅是想让其在圣城库姆成立类似梵蒂冈的国中国，以安抚宗教势力，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霍梅尼在政治权斗中过关斩将，宗教势力自也席卷政坛，神权政府最终肃清了自由派与左翼政治势力，反美不仅成了国策，也渗入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伊朗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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