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22日电／邓海清：非常感谢会务组，今天上午发言听了各位老师，特别是我们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们的演讲，很受启发。为了增加讨论的动能，我也需要先补充一些不同的看法。
莫干山会议发言实录：
1、去杠杆政策
关于颇有争议的去杠杆政策问题，我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去杠杆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已经讨论的非常充分；但从辩证的角度、长期的角度来看，去杠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正面效应可能被低估了。将去杠杆作为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是片面的。2018年经济增速的下滑，既有去杠杆的原因，也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还包括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潜在增长率下滑的长期因素。如果只是因为去杠杆导致经济增速下滑，那就意味着去杠杆政策取消后经济增速会重新回到6.8—6.9%，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去杠杆政策的正面意义在于：首先，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是“负债驱动的繁荣”——通过政府、企业、居民加杠杆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加杠杆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负债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需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发展过度，经济增速也会相应地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变轨。在这一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速变轨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各经济主体的加杠杆行为“踩刹车”，而是在负债率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突然进行经济的并轨，很容易出现“翻车”的现象。
其次，在经济通过不断扩大举债规模推迟明斯基时刻到来的时代是看不清谁在裸泳的，去杠杆踩刹车相当于对企业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在负债驱动繁荣的加杠杆潮水退去后，甄别出哪些是好的企业、哪些是差的企业，哪些是好的金融机构、哪些是差的金融机构。这为结构性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使得优胜劣汰成为可能。如果不对加杠杆趋势踩刹车，我们今天无法看到央企、国企打破刚兑信仰，无法看到哪些企业完全是庞氏骗局，哪些企业是高质量的好企业，也看不清各地经济发展和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大家需要辩证地看待去杠杆的问题，主动性去杠杆政策提前曝光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2、地方政府债务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具有特殊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没有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债务风险的评判标准不适用于中国。我认为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还不足以让我们去完全否定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保持谦卑的心态，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保持高度警惕，谨慎严格地控制地方债务增长。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过度自信，认为“这次我们不一样”。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国运史上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危机：第一次是二战前，自信心爆棚的少壮派军官把日本带进了坑里；第二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也是自信心爆棚，“日本第一”的思想盛行日本，这样的思维和心态导致日本再次陷入危机。尽管现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需要看到，中国目前人均GDP刚接近一万美元，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轻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债务红线，才是中国债务问题最大的风险点。尊重并重视国际经验，对中国债务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性，恰恰是中国这艘大船能够行稳致远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地方债务涉及到认定的问题。前面听孙司长从政府的角度谈到地方债务，本质是厘清法律的问题，如担保的问题。如果从市场投资的角度来看，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其实更是一个市场的信仰问题。近年来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担保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约束和规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城投债并不算地方隐性债务。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对城投的刚兑信仰仍在，认为地方政府不敢不兜底——比如这次的镇江地方债务化解试点，表明政府现在还不敢打破城投的刚兑。从市场和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政府有没有勇气和胆量打破刚兑，这部分债务就属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绝大部分城投平台债券目前没有任何政府担保，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敢打破刚兑，因为如果违约了，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就会上涨50%，甚至更多，所以地方政府都不敢放任城投债违约了，刚兑信仰就强化了。因此地方隐性债务不仅是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问题。
3、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
今天和各位探讨一下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更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讨论关于财政与货币的问题，需要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以前是强刺激背景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问题，现在是弱周期背景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家讨论的“到底是财政政策重要还是货币政策重要”这一问题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让哪个主体加杠杆的问题。2008年是全面加杠杆，2012年是地方政府加杠杆，2014年稳增长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加杠杆，2016年则是居民加杠杆。现在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键问题是给谁加杠杆、谁还有加杠杆空间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到了加杠杆的主体、明确了加杠杆的空间，财政和货币政策才有抓手。从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来看，本轮稳增长的加杠杆主体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加杠杆能否顺利实现，是经济能否企稳的关键。
第二，关于人口的问题。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经济增长的人口决定论”，以中国人口老龄化为由唱衰经济。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出现“失去的三十年”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至少这一问题对日本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核心不是人口，而是科技创新。由于日本经济金融过度财阀化，导致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无法向上升级，出现产业的空心化，经济发展新动能未能建立。
人口决定论夸大了人口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更多地需要依赖科技创新，人口在中国质量型发展的新周期里扮演的角色并不会像过去一样那么关键。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尾部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现在探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与过去二三十年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第三，关于国进民退，或是民进国退的问题。对于各界关注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问题，政策顶层设计中其实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要贯彻竞争中性原则，不仅仅是所有制中性（国企和民企、内资和外资），也客观要求在要素获取（包括金融资源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平等对待。
比起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反垄断给中小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保持经济活力、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保证。我们在反思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日本和韩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经济金融过度财阀化，寡头垄断现象严重，导致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不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拥有大量中小型科技企业（比如硅谷），以及支持这些企业发展的投融资制度，这是美国科技创新能力持久不衰的原因。因此，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实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竞争中性，避免垄断和寡头化，可能比“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问题更重要，更应该成为改革的焦点。给中小企业更多公平、健康的机会，就是给中国经济最美好、光明的未来。
我们对许多传统行业垄断的问题认识比较深刻，研究也比较多。但在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对互联网领域的垄断认识不足。比如互联网寡头企业对大数据的垄断、对流量的垄断，会带来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公平性机会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新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举一个高速公路的例子。以前各地存在大量收费公路，增加了交通运输的成本。但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取消公路收费，可以降低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活跃市场经济。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很多地方政府通过赎买的方式，将收费公路变成了可以免费通行的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正效应。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重新定义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中小企业发展所必需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保证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更具有时代性的背景和意义。
我就抛出这些问题，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来源：微信公众号：海清FICC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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