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民营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需创造出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市场环境，促进其做大做强
文章表示，从“四普数据”看，2018年末全国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数量达1561.4万个，比2013年末增加1001.0万个，增长178.6%。民营企业数量虽然大幅增长，但是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从2012年的18.9万家增长到2018年的22.1万家，仅增长了17%。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一些地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数量还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民营企业数量急剧增长，但是能做大做强的不多，总体来看，产业龙头型企业数量少，世界级企业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建筑、建材和能源原材料等传统行业中，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营企业数量较少。
从欧美企业成长的路径看，能成为龙头企业甚至世界级企业的企业，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成长路径基本上有四种：一是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金融垄断型大型企业；二是技术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技术垄断型企业；三是网络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网络垄断型企业；四是通过全球化布局形成产业链垄断型跨国公司。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这四种发展路径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比如，民营企业就很难借助金融资本做大做强。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更要规范市场竞争策略，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第六，高度关注服务业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推动社会服务业改革，更好挖掘服务业增长潜力
文章强调，从“四普数据”看，中国服务业资产规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速都远远快于制造业。2013年至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在8%以上，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服务业增速正在逐渐下降，2019年服务业增长速度已降至6.9%。目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已超过50%，服务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需高度关注服务业的发展态势。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中国服务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四大支柱性服务业，包括商贸和餐饮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占整个服务业近60%。即使是跟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相比，中国这四大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已经跟美国相近，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难以实现更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类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含信息软件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等，约占GDP的8.6%，与美国同类服务业的占比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几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率之所以能快于制造业，主要是靠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拉动。但是，这类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还太小，且商务服务业增速正在快速回落，未来总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第三类是社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等，约占GDP的15%。跟美国的情况相比，中国这类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类服务业看作是公共服务业，属于公共产品，主要由财政资金来提供支持、以事业单位来提供服务，民营经济难以进入，这一情况较大制约了这类服务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但是并不代表社会服务产业和社会保障都属于公共产品，在中国很多社会服务业中都存在政府和市场角色错位的现象。这不仅导致财政公共服务类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阻碍了民营企业进入社会服务业领域。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渠道多元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社会服务业领域。但是，长期存在的一些陈旧观念仍未切实转变，人们对由民营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心存疑虑。对此，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才能真正让社会服务业巨大的发展潜力被充分激发出来。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长期看，核心难题依然是内生动力不足。一方面，很多政策和改革效应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也有部分政策针对性不够强、着力点不够精准等因素；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解决难题的新思路新手段，在政策选择上较为趋同，发展上的实绩亦难彰显。在此背景下，找准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根源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问题根源之所在，往往就是更好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之所在。我们更好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找到根源、精准施策，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判，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继续发挥制度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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