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0月25日电／据澎湃新闻报道，“我上半年与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小组一起工作时，印象最深刻有三点感受：一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二是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三是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9月28日，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国防部原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西安举行的“2020年中国－东盟融媒体论坛”上以视频方式致辞时说。这一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是中国传媒大学已连续三届举办的中国东盟“融媒体技术高级人才研修班”的延续。
新冠肺炎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在各国纷纷执行封锁政策、收紧签证发放的时候，人员难以自由来往，来自东盟各国的新闻媒体人无法像过往活动那样亲身前往，因此本届“中国－东盟融媒体论坛”采用了线上交流的方式。论坛的主题也聚焦当下最受关注的疫情，让东盟媒体人能更直接地接触到中国“抗疫”的第一手资讯。
线上交流的方式让杨宇军觉得既有遗憾，也有惊喜。“遗憾在于线下交流时的实地体验感、丰富的形式与深入接触难以在线上实现。但线下活动程序复杂、准备时间久、条件限制多，线上的活动可以更灵活。未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都搞一次这样的线上交流。遇到困难可以探讨、有好的体会可以分享。这更能发挥‘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的平台作用。”杨宇军10月24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
杨宇军以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身份为公众熟知，曾有20多年的军旅生涯。2017年4月，他最后一次主持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如今，杨宇军成功转型为一名学者，在新闻学、传播学的领域继续与外媒记者打交道。2019年，杨宇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说，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者，也是彼此博弈的竞争者。杨宇军认为，在发布会等场合，尖锐的提问能产生具有新闻性的资讯，让人有兴趣阅读。而研修班、工作坊、论坛会议等交流场合，他接触到的外媒记者都会带着专业性去交流与分享，似乎不再会接触到过于尖锐的声音。“其实新闻发布会与论坛交流是连贯的，做发言人时和记者的提问与回答也是一种交流合作。”杨宇军说。
在杨宇军看来，东盟媒体和西方媒体有所不同。东盟国家是中国近邻，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深，他们的媒体人也会因新闻信源依赖西方感到遗憾。即使有部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等国家，杨宇军认为中国仍需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接触。
“中国不怕别人批评，但要在获得了更多的接触的条件下、在公正和客观的基础上批评。通过进一步开放，能让大多数外媒更加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我们要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外媒了解中国。”杨宇军说。
中国－东盟媒体领域合作“顺理成章”
澎湃新闻：不久前，中国传媒大学在西安成功举办了“2020 年中国－东盟融媒体论坛”。这不是您第一次参与这类活动，您如何看待其作用？
杨宇军：是的。这要追溯到2015年。当年8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在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批准下正式成立，聚焦在传媒领域的中国和东盟的媒体交流。每年都会举办几次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与研讨活动。过往都是线下活动为主，今年因为疫情才第一次以线上活动进行。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的院长，所以我主要是作为主办方参与这一系列活动，有时候也会主持论坛和研讨。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项活动。第一，这是一个中国和东盟媒体人、负责新闻工作的政府官员的互动交流平台。第二，这是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授课。我们作为老师或者主讲嘉宾只是开个头，抛出观点后大家就会进入自由讨论。第三，媒体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应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政策和发展状况、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新闻等领域的合作是比较主要的3个议题。
澎湃新闻：在新闻媒体交流领域，您为何特地关注到了东盟？
杨宇军：中国和东盟国家打交道已经几十年了，在政治、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多个层次有很密切的交流。东盟国家和中国互为比较重要的邻国，二者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上被大家希冀的。在媒体领域开展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军队工作多年，其中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负责中国和亚洲军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我也负责过中国和东盟领域的多边合作工作。对我来说，能参加这项工作感到很荣幸和亲切。
其实我们一直在扩大和各个国家的交流，仍然在努力。这次西安的论坛也邀请到了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周边非东盟国家，事实上扩大了范围，走向了亚洲其他国家。
讲好“中国故事”：摆事实、讲道理
澎湃新闻：您在9月28日论坛上分享的有关中国“抗疫”的三点感想算得上是向东盟媒体人讲述的一种“中国故事”。您为什么会想和他们分享这三点感想？
杨宇军：我讲的这几点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参与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小组的工作过程中，这些感受是切切实实的，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是如此。这也应该是很多国家想要战胜疫情所需要的三条指导原则。毕竟，如果不尊重生命，那还有什么需要去抗击疫情？不尊重、不相信科学的结果，我想已经明显了。我把这些感触讲给东盟媒体人，他们应该能听得明白。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分享中途突然有一名参与论坛的学员特别激动，忍不住插话。当时我说我在专家小组工作时，有的医学家朋友前一天还在和我们开会，第二天就跑到防疫一线去了。在那位学员所属的国家，这种各领域专家合作、高级别专家奔赴前线的事情是没有的，因此他特别感慨，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有这样的资源。这从侧面说明论坛等交流活动是有一定成果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抗疫”的客观情况。
澎湃新闻：在和国外媒体人员自由讨论时，您会听到有些尖锐甚至偏激的提问或观点吗？
杨宇军：自由讨论环节是不可控的，但我们不打算控制、也没必要控制，观点表达上应该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我参加的活动里没有听到尖锐乃至偏激的言论。参与者更多的是专业性讨论。
的确，在我原来于发布会等场合和外媒打交道时确实遇到过很多尖锐甚至是有导向性的提问。记者会想提出更有挑战性的话题，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受访者，我认为尖锐提问是好问题，发布会等场合如果都是平淡的、没有什么新闻性的资讯，也没有办法让人有兴趣看下去。反而若记者能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才能催生更能让人关注的回答，给了发言人机会阐述具体工作情况，这反而是一个大好事。但那始终是记者的采访环节，在论坛上，大家更多会带着专业性去交流和分享。
澎湃新闻：东盟媒体受西方媒体理论和价值观影响深刻。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外媒会对中国有所误解。在您和东盟媒体交流的过程中，有什么相关的体会？
杨宇军：东盟媒体和西方媒体可能要分开来讲。东盟国家是中国近邻，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深。东盟媒体人也会感慨，他们很多关于中国新闻的来源是于西方媒体，这让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希望拿到更多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以此更客观、公平地理解中国。这也是我们加强合作、开办各种活动的重要目的。
也许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评判其他国家，在报道当中有一些偏颇之处。但对于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来说，我们还是要本着开放的态度去接触。他们报道中国时既有固有的偏见，也会因不了解、不理解而受影响。我们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创造更多机会让外媒来了解中国。他们可以批评中国，其实就连中国自己的媒体、老百姓和官员也经常批评，也会指出工作的错误和不足。中国不怕别人批评，但要在公正、客观的基础上批评。通过开放能够让大多数记者更加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
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前后来说。早期，《华尔街日报》曾刊发带有“东亚病夫”等字眼的专栏文章，但在武汉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生产生活纷纷重启后，中国和欧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尔街日报》对武汉等“抗疫”成功的中国城市的报道在西方舆论场中引起了反响和震撼。当然还是会有人不相信中国的现实，但有人不相信不要紧，只要事实情况摆在那里，反复讲，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相信事实。
澎湃新闻：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威胁论”与“债务陷阱”等西方话语散播的关键地区，您怎么向东盟媒体人拆解这些话术？
杨宇军：总体来讲，我还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也需要“讲故事”，但故事本身里面就有事实和逻辑关系。通过事实和逻辑去说服他人，这仍是传统而最有效的办法。
许多东盟记者通过参与教育中心的培训活动加强了对中国的认识，会回到自己的国家社会里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能催生一批对中国的集中报道。从微信、邮件上的往来我们也发现，他们通过来中国参加的各类活动加深了对国家的认识。在一些有关中国的议题上，他们可以积极发声，介绍他们看到的真实情况。
澎湃新闻：您提到东盟媒体人感慨他们关于中国新闻的来源是于西方媒体，其实中国媒体在报道东盟国家状况时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宇军：我们建立中国－东盟交流平台在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很早就邀请了中国记者参与。但囿于多个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每年都组织很多批记者前往不同的东盟国家参观、交流、学习。而且线下活动持续时间较长，中国记者很难抽出那么长的时间参与其中，大多只能参与部分活动。
如今我们有了线上平台，大家都是平等的，今后我们可以考虑由中国和某个东盟国家联合举办线上的研讨，可以邀请更多的中国资深记者参与交流。
其实这一切的核心都在于观念：如果有人的主张是去全球化、动不动就要“脱钩”，那有再好的平台也没有用。东盟国家内部具有异质性，但其实只要是多边交流就注定有情况不同的多个国家。交流的核心还是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相互借鉴和共同进步。只要有这些理念，任何差异都不是大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