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对策与建议
文章表示，当前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显着效果。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歼灭战”转向“持久战”，不可低估无症状感染的潜在危险，输入性防控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从战“疫”转向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未来宏观政策的核心应放在稳定就业和全面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更加柔性化、弹性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应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等；四是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等合作，同时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面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的局面，首先需要明确，倘若全球经济果真陷入衰退，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高度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如何稳外贸、稳外资？二是如何下大力气稳定就业？
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也是产业链中最易断裂的领域，疫情持续时间越久，对我国产业发展越不利。一旦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产业链出现中断，未来必将开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在跨国公司重构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还要考量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大国关系、地缘政治风险等。在当前严峻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是一旦出现部分产业链“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直接影响就业、外贸和进出口。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建议近期应采取六个方面的措施稳定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加大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探索如何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帮助扶持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
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不再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促进消费。“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其不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应包括农民工安置、进城落户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
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在疫情通报、信息交流、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伤害。大疫之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相互间的分歧，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力合作，共渡难关。
第五，不贸然采取措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美国的“救市”行动既是在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挽救世界经济，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对于某些学者提出主动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经济的作法，不仅有违常识，更是反全球化的行为。大疫之后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区域化货币金融合作将重新开启。这对中国是个重大机遇，因而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坚决落实去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政策，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发展与制造业有重大区别，金融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单是为了吸引外资，稳定外资，而且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建设方面加倍努力。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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