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债券违约事件也逐步增多。2014年“11超日债”违约，打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开启了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历程。天风证券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7月15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共有438只债券违约，涉及发行主体147家，涉及债券金额3635.1亿元（不含债券展期、债券置换、资产支持证券等）。其中，2018年和2019年违约债券数量和新增违约主体均较多。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初到7月中旬，年内已有52只债券涉及违约，涉及债券金额达605.7亿元，已经超过2019年同期的457.5亿元水平，共涉及18家发行主体，其中2020年新增违约主体共9家。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相关案件座谈会”上表示，总体上，我国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并不算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已逐步进入常态化阶段，边际违约率增速较快，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下限。
债券违约常态化之后，债券纠纷如何处置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马贱阳介绍，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迅速发展，但由于一些复杂债券纠纷案件的出现，市场机构对于明确债券案件审判机制，进一步明晰持有人会议法律效力、受托管理人诉讼资格等问题提出了迫切需求。此次《纪要》的发布较为全面地明确了当前债券市场纠纷涉及的关键问题，畅通了债券纠纷司法救济渠道，统一了债券市场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是债券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
债券违约处置“短板”凸显
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历史比较短，处置路径虽包含了自筹资金、诉讼或仲裁、破产重整、破产清算、担保人代偿等多种方式，但受限于处置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整体处置效果还不够理想，处置过程中也存在部分不尽规范、不够透明的情况。
“违约债券处置效率偏低。”邹澜介绍，截至2019年11月，完成兑付金额占所有违约金额的比重约为16%。同时，违约处置周期较长，一些债券在违约后历经数年始终无法完成处置。过低的兑付比率和冗长的处置周期，反过来挫伤了投资人的积极性，加大一级市场发行困难，加大了投资人对中低资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债券的规避情绪，引发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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