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二战前从事工业、制造业的华商规模较小，不占主体地位，但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开始了工业化——主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后，华商抓住了机会。现在大的企业集团几乎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能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壮大起来的华商企业集团。这是全球化工业的历史贡献。
东南亚华商1996、1997年是发展高峰。1997年金融危机是断崖式跌落。但几年后重整旗鼓。经历了这种磨砺，东南亚社会的种族矛盾、贫富矛盾都有了结构性变化。华商也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新一轮发展。东南亚上市公司此前较少，此后大大增加，聚焦的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金融业。东南亚资本很稀缺，工业化需要融资，融资就需要金融业。
其三是多元化经济，看上去什么都做。这有其合理性，也与东南亚的融资成本有关。美国大学生可以创业，有风险投资基金，可以帮助上市，靠社会化资本，可以做得很快。但东南亚没有。做一个项目的资金，靠自己积累要很久。林绍良原本不是做房地产的，上海世贸大厦建设时，是一位好朋友何老先生，相信他的眼光，出25%的资金，再加上其他人的，很快实现了融资。林绍良对房地产或酒店的经营，是通过合作实现，这样才有合理性。
另外，当时到处有空白。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去占领和开拓这些领域，如果别人做了，我就要延后了。他们都有很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他们推进后，壮大了企业集团。当时各领域都是空白，投进去利润自然高，印尼、菲律宾的工业化也随之快速发展。
张梅：能否请您简单对比各地华商的不同？
龙登高：我做过东南亚的研究，也做过美国的研究。前几年对欧洲感兴趣，也做过调研。
东南亚华商的很大特点，是有大的华人企业集团。华商企业在当地市场中举足轻重。这个特点在其他地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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