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意识形态的束缚减轻，北京对于宗教的态度再度松绑，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新教，对人们产生了较大的新鲜感与吸引力，在加上与国际接轨并有求于外资等原因，增加了北京对这些宗教的容忍度，致使其发展空间扩大。
因此，各地神学院陆续建立，部分教会财产被发还，教会组织和宗教场所的大量扩增，当前大陆新教人口有一亿人，新教的教会组织大概有100万个左右，其中五分之四是家庭教会，五分之一是三自爱国教会。目前，中共当局所面临有关家庭教会的问题甚多，若处理不当，将会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宗教团体登记问题，神职人员备案问题，宗教活动场所问题等，都不易解决。因此，若能以提倡另一种宗教的方式，来平衡地下教会势力的发展，不啻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大陆十三亿人口中，宗教人口迅速攀升已达四亿，其中三亿为佛教信徒。再者，这将会对于西藏有相当的融合作用，以便减轻西藏独立的威胁。
还有，佛教所提倡的清净无为，更可以对于当前大陆奢华炫富的风气有所警示与改善。由于佛教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其影响力不可低估。此外，由于其相对自由与和平的信念和行为，他们与其他族群冲突更少。此外，台湾佛光山和其他宗派，是获准在大陆从事公益活动，如讲道与提供救灾援助，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由于宗教的敏感性，台湾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其次，在国际舞台上，也可以在国家推广佛教的号召下，提出一个文明冲突的解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平在 2014 年三月份，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促进佛教发展，这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谈文明与价值。
总之，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而佛教的教意，也正可以改善当前大陆的社会不良风气与西方的价值影响，以便对社会产生稳定的作用。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观之，中共当局既非批评者所指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中共若能顺势而为，回归中华道统，倡导儒家与佛教，当可有助于大陆的稳定发展与社会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