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投资效应分析
1985年“广场协议”后，东盟对“进口替代型战略”进行调整，开始实施以引进外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日本和美国成为东盟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国。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明显增加。而且，中日先后与东盟缔结自贸协定，进一步加快了对东盟的投资，当然两国投资的规模、结构以及经济效应有很大差异。
1.日本的投资规模波动较大，中国的投资规模效应明显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决定其对外投资。然而，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国家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国家流动是常态，即从资本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向资本短缺的国家或地区流动的传统理论仍然适用于中日对东盟的投资。具体说，中日两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决定了其向东盟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日本和东盟签署EPA以前，日本一直是东盟最大的投资国（2007年除外）；2008年AJCEP生效时正值国际金融危机，日本经济深受打击，一度陷入负增长（2009年），由此导致其对东盟的投资连续下降，2010年才开始快速回升；尤其是2012—2013年，由于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很多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盟，掀起了日本对东盟投资的小高潮，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然而，随着中日经济实力的反转以及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国在东盟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明显上升。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美国对东盟的投资（除2013年外）有了显着回升。2013年以后，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比率，日本对东盟投资均显着下降，中日差距进一步缩小。毋庸置疑，中国国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官民合力的丰富资本成为推动中国向东盟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导致其全球竞争力下降，也拉低了日本企业向东盟投资的规模。
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除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外，东盟是最大的投资对象。尤其是东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成为中国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根据2011—2017年东盟统计年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猛，由2010年的40多亿美元增长到78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之后，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直线上升，2016年已增加到95亿美元，逼近 100亿美元大关。显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层面保障了中国企业向东盟进行直接投资的软环境。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投资规模效应显着。
2.中日对东盟投资的结构差异明显
近年来，虽然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增长势头迅猛，但从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日本属于不同层次，呈现出结构性差异。
从投资国别结构比较看，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汽车等制造业发达的泰国以及经济相对成熟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老东盟国家，其对这四个国家的投资在日本对东盟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超过80%。虽然从2006年起日本对越南的投资超过菲律宾，日本对新东盟四国的投资也开始增加，但总体上仍然处在观望阶段。与此相对，新加坡也是中国企业进行金融、保险、租赁等服务领域投资的主要对象，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以国有大企业为主体，加快了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CLMV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2016年，中国继续保持缅甸最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日本在柬埔寨的投资比重首次超过中国，成为该国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日本还在越南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投资占比有所下降；美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占比遥遥领先于日本和中国。显然，日本也开始加紧对东盟CLMV地区的投资，未来中日可能在湄公河流域展开争夺市场的竞争。
从投资产业分布比较看，日本从实施“雁行模式”开始，就已经把东盟作为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并把对东盟投资纳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因此，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根据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不同侧重，具有明确的产业集约化战略特征。具体来看，向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新加坡重点扩大金融、批发、零售、物流业等为中心的服务业投资和与高新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向正处工业化中期的东盟老四国重点投资电子信息、汽车运输业等工业制造业；对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的CLMV地区，除了对越南的投资较集中在电子产业等制造业之外，在其他国家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拟构建该区域的互补性生产据点，强化相互经济合作，同时削弱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虽然对区域内市场开放及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投资产业层次较低，集约化程度落后。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亚洲铁路公路网的建设成为重点，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均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目的。
根据日本学者西口清胜的分析，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制造业中心型”，中国为“基础设施和资源导向型”，美国为“高度偏重服务业型”。即从投资结构看，无论投资国别结构还是产业结构，中国均落后于日本，尚处于低层次投资阶段。
3.中日对东盟投资的经济贡献度比较
为了更好地比较中日向东盟投资对东盟经济发展的影响，接下来将采用与上述贸易贡献度分析相同的方法，比较中日与东盟签订自贸协定后中日向东盟投资对东盟经济发展的作用。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中日对东盟的投资贡献度均处于上升趋势，说明中日对东盟的投资确实带动了东盟经济的发展；（2）与日本对东盟投资历史悠久、注重构建产业链相比，中国对东盟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但在2010年CAFTA生效之后，发展势头迅猛，2011年以后中国对东盟经济的贡献度超过日本，投资创造效应显着；（3） 2008年AJCEP生效后，虽然日本对东盟投资的贡献度也有所上升，但其绝对贡献度落后于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日与东盟签订自贸协定后中国对东盟投资对东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日本，但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及对投资国的效应来看效果却有不同。西口清胜指出：“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制造业中心型’投资，对双方的经济增长、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和技术转移等有好处，而且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对投资国的利益显着。而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基础设施和资源导向型’投资，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东盟内部的‘连接性’，有利于东盟‘统一市场’的形成，但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带来对环境的破坏，其向本国的资源出口也未能带来资源加工型产业的出口增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等投资的多样化，将更有利于东盟经济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