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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春（图片来源：人大国发院） |
中评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李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解读一季度经济数据，他认为，二季度中国面临的问题比一季度面临的问题更为超级。他建议当务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纾困和救济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进行一揽子宏观经济扩张政策的设计。
为什么说二季度压力更大？刘元春指出，一是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完全显现。一季度是因为全面管控，全面停摆，对经济循环带来的损失。但是疫情对各种经济主体带来的损失到底怎么样，在完全管控的时候没有显现，实际上只有在管控解除之后，市场恢复正常运转才能知道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二季度实际上是疫情冲击下的后遗症全面显现的一个阶段。
二是全球疫情蔓延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停摆，其对中国外需、供应链的影响，在二季度会开始显现。
三是在内部疫情和外部冲击双重影响下，去年所讨论的一系列的趋势性下滑因素和周期性下滑因素，内部结构性因素等问题可能会持续加重，导致二季度在经济从完全管控、完全停摆向一种常态化、市场化运转过程中，必定要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如何解决这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刘元春认为，应该要提出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政策必须是一种超级政策，不然不足以对冲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也很难真正做到一个底线思维。所以二季度压力非常大，如果二季度能够在这个大推动、大对冲、大启动的过程中使国民经济常态化运转，能够在一些节点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三季度、四季度可能日子就会好过得多，所以二季度是关键。
在政策方面如何发力？刘元春主要有以下建议：
第一，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快速启动经济和快速常态化经济循环。如果经济长期处在这种管控停摆的非常态状态，消极民生政策和消极的救助政策很难突破目前的瓶颈问题。经济循环和经济启动越快速，成本越低。目前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复工复产，这是行政启动。更要防止在复工复产之后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出现的二次停工停产，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二季度没有很好的需求提振，没有很好的下行压力的对冲政策，我们即使进行复工复产，也会出现二次停工停产，二次停工停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的成本可能远高于第一轮的停工停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目前认为在外部环境还没有全部发酵、贸易没有全面下滑的这种状况下，对于内需的提振和提前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所以不能简单地拘泥于目前对于一些很微观环节的讨论，目前是经济循环重启、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错过，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刺激计划，很可能面临的二次停工停产的风险。
第二，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民生体系的特殊性，而不能简单地跟欧美进行比较，欧美的养老体系、失业体系和社会救济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但是我们的民生安全网所覆盖的面很窄，很多真正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主体没有进入到传统的安全网体系内。所以，通过传统体系来进行民生救助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对这些主体的救助。因此，对这些主体的救助要么超越传统主体进行全覆盖性的、地毯式的救助，要么就是要选择以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带动就业和民生。比如国家已经实施对退休人员的工资的上涨，但是第一代农民工都享受不了这个福利。再比如发放消费券，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按照户籍人口发放，这就导致，真正在疫情中受到冲击最厉害的边际人群和低层人群没办法被政策触及。如果选择按照传统的行政板块和民生途径来进行实施救助，不仅不能全覆盖，而且很慢，这样效率就会很低。
当务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纾困和救济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进行一揽子宏观经济扩张政策的设计。刘原创认为，政策设计可以更偏重于就业导向、民生导向，尽量采取经济启动与民生兼容的政策组合，这样的政策是偏少的，密度还不够。因此，一揽子的宏观扩张计划要及时推出，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一揽子的改革规划。目前来讲，如何使基层更有积极性，怎么恢复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的循环和社会的循环，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抓住这一个主要矛盾来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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