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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北大国发院） |
中评社北京7月19日电（实习记者 王祠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19日受邀以《新冠疫情与经济危机下各国应对措施的观察》为题讲座，从经济学角度梳理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影响，以及医疗服务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疫情冲击下的变化，分析如何使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应对措施更为理性。
刘国恩首先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这三个经济学理论对于新冠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分析，随后将SARS与本次新冠病毒做了对比。他认为，新冠疫情和SARS疫情相比，如果说SARS是显而易见的凶悍“杀手”，新冠病毒则是隐匿深藏的狡猾“敌人”。从防控难度看，后者远比前者更难对付。新冠病毒更难检测、诊断、发现，尽管死亡率和传播速度不如SARS。随后还用一张图来说明了各国的采取措施的成效。如果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综合考虑，可以看到，目前呈现的结果取决于每个地区疫情程度的自然情况，以及各个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严厉程度。根据牛津大学计算的各国应对严格指数，从0－100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在80左右的全球高位；其次是巴西、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中位；以及严厉程度低位的韩国、日本等国。
刘国恩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区域性差别很大。比如，俄罗斯、中东、欧洲、南美是比较严重的，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非洲地区、澳大利亚相对来说影响较轻。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的分布差异并非集中在国家层面，而是呈现非常显着的地区性差异特征。就病死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峰值以后的下行状态，但是南美巴西、印度仍有上升的趋势。从病死率来看，全球平均是5.13%。目前最高位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英国等；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也即全球平均水平上下；病死率更低的包括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地区，全球病死率最低的是冰岛。看得出来，病死率不仅仅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严厉程度，还取决于疫情本身在每个国家发生的自然差别，甚至还可能反映不同人类族群对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影响。他认为这一分布后面受其文化、国家权力、自然的影响，典型如中美文化，或者东西文化的差别。
人们对经济隔离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支持隔离，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经济或财富将一文不值消费或生产。另一方认为生命和财富之间还是有权衡的。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更高的薪水而从事风险更大的工作吗而且，人们不会认为风险爱好者是不理性的。刘国恩提出，拯救经济也是拯救生命，因为人们死于饥饿和贫穷营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这种权衡总是存在的，而且实际上是在不同程度的体现。随后，刘国恩用案例和数据来分析缓和的行动、果断的行动和大规模检测的利弊得失，为上述几个观点提供证明，并且发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还有韩国，在经历最初的严格措施之后后期经济恢复的非常快。
刘国恩介绍，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性经济下行将超过3%，甚至可能演变为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般而言，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短期的V型下行，很快会反弹，也可能呈U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此次危机是V型还是U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动态趋势，即疫情的规模和持续时长；二是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如高度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还是更为精细化的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弹性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