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拜登对华政策与美中更深一层的预测
除了拜登以上对“外交协会”深谈中所透露他对中国的看法与可能的对华政策大致走向以外，还有其他两个来源让我们能藉以揣测他可能的选择。一个是他在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战问题上对媒体的评语。譬如特朗普上任时在美中贸易上美国的逆差是每年美金五千亿之数。而在他上任后对中国之进口货物增加关税后反而贸易逆差陡增至美金六千九百五十亿元前所未有之新高。而每年增长额亦在美金250亿至400亿之间。这表示特朗普增加关税的贸易战，并未奏效；徒然增加了美国购买这些物品消费者的负担。显然并未伤害到中国的制造商。言下之意，拜登有可能考虑逆转特朗普的增税做法。关于此点，他以后却明显改变初衷。可能基于两点原因：第一是他要利用关税之祛除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之筹码；第二，可能是他所挑选未来与中国周旋的内阁成员中有相左之意见所致。
现在，我们不妨对这些成员作个检视，看看是否能对我们对拜登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以及因而产生的美中关系有个较为更清晰的瞭解。
拜登所拣选的外交班底，最重要的三名分别为担任国务卿的Antony Blinken（且译作：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的Jake Sullivan(杰克·苏利文)以及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Linda Thomas-Greenfield (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他们三人均是欧巴马总统任内的人物，与当时身为副总统的拜登过从甚密。所以与今后拜登总统合作无间，殆无问题。三人中，除了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工作上与中国关系较为淡薄以外，其他两名均直接有密切关系。据我所知，布林肯国务卿以前曾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而苏利文倾向于培植印度以配合当初欧巴马（与届时国务卿希拉蕊）意欲完成的印太战略连横的计画，正好可以与布林肯的印度经验搭配得称心如意。如果拜登总统真要执行上述“统战”手段以应对崛起的中国的话，其方向将是如何，可想而知。
印度一直与RCEP 十五国谈判加入成为第十六成员国，一直到拜登总统宣布他外交班底的前夕，印度突然宣布退出谈判，不考虑参加RCEP组织。此举恐暗藏玄机、绝非偶然。
五、拜登内阁的中国通
假如本文即此结束的话，也许会有人相问：那么拜登的外交班底就没有一个中国通吗？答案所幸的是：有两位。一位是暗藏而未被人注意；另外一位是经拜登迟至后来才提名公布的。先说前者。Avril Haines (暂译：海恩斯) 的履历包括一度是哥伦比亚大学世界研究项目的副主任，负责的是中国部分；以后担任欧巴马总统时代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及CIA（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由于她有研究中国的经历，她认为美国如藉重与中国在控制新冠病毒上合作，势必全盘更改美中关系，从竞争改变为合作。而这样合作的开始将转移至经济合作的层面。在拜登于2007至2008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际，海恩斯正好是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律师，所以有与拜登合作无间之经验。
再说另一位中国通。Katherine Tai（中文名字：戴琦）是出生于康乃狄克州的华裔律师（父母来自中国台湾，于肯尼迪总统时期移民来美）。拜登对她的选择，可说煞费心机。他要指派一位身为华裔的中国通；可是其履历必须是无懈可击、绝不致被人指控会偏袒中国大陆的头目。在她律师生涯初露头面之际，正好是美国政府对贸易伙伴不公正行为检举纠正的执行律师。是在欧巴马与拜登连袂主政时代。现今职务是国会众议院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筹款委员会)的首席律师。这个委员会是众院最富强势的单位之一，管辖税率、关税以及其他收入来源事项。最重要的是：因为她有如此刚强的背景与铁面无私的记录，拜登能任命戴琦为他内阁的USTR（美国贸易代表），其职责乃在对与美国的贸易伙伴依法“执行”公正的贸易行为。
六、结束语
本文试图由拜登总统对外交的取向（包括对特朗普外交失误须作适当纠正的考虑）以及他的外交班底来揣测新内阁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此而可能带来美中关系的变化。浓缩的来说，他须做的是拨乱反正、找回国魂，已如上述。
但结束时，我想指出无论是他的政策或者因而带来的美中关系走向，其背后推促的动力，均是以美国利益为依归。他与特朗普的差异，主要有两点加一：第一点是：特朗普直到他进驻白宫以前从来没有一天曾为政府任何机构服务。他完全是以管理自己公司方式来治国；所以常常闹得贻笑大方。而拜登则完全相异。他在任职欧巴马时代的副总统之前曾经是参议院重要成员凡36年；包括在外交委员会时间最长，而且一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第二点则与他们为人习性有直接关系。譬如特朗普毫无自我约束，所以为人做事正如脱缰之野马。而拜登为人则循规蹈矩，这是他的习性使然。另外，上面我还说了他们的差异除了这两点以外，还须“加一”。那就是由这两点之延长，即特朗普治国从来没有顾虑到国家利益，而拜登则正好相反。以上的分析，正好显示了拜登对国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刻画，为国家利益之考虑可说尽心尽力。这样的表现，对一个总统来说，较为正常。其理自明。
以上的分析，正好显示了拜登对国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刻画与依归，可说是为国家利益之考虑尽心尽力。这样的表现，对一个总统来说，较为正常。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推敲：在他处理美中关系时，是否也会以美国国家利益优先为出发点。
这是很合理的问题，但此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须看他在美中关系上如何解释美国的国家利益何在。我们知道拜登曾矢言他反对美国外交政策企图以其雄厚势力改变他国政府性质之目的。
此点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自尼克森（与基辛格）以来，美国与中国交往虽然是要联合对付苏联，但其中暗藏了一个不可言喻的秘密动机。那就是希望通过不断交往会有更多华人仰慕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会增强民间压力促使共产制度的改革。这个也相当于美国国家利益，只是意识形态之表达而已。而拜登的反对立场，是极为务实的。如果这个信念能做其外交指导原则的话，那将表示在拜登任内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比较正常与规律化。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