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依靠人海战术的监督方式，不仅低效，而且容易显露疲态。虽然随着推广工作的深入，外部监督的投入可以有所下降。但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不在一朝一夕，且后面还会涌现新的监督项目，比如撤除垃圾桶、定时定点扔垃圾实施后的监督等。监督成本高的项目，往往意味着可持续性不好。欧美经验里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居民自主意愿的制度设计，比如针对可回收物的押金制度，以及引入更加专业的垃圾回收公司，“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当下中国城市的实践里虽有尝试但还不成气候。
三是当前舆论都把焦点放在居民分类这个前端环节，而垃圾后端处理、无害化处理的效果才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意义，后端处理的关注度显然失焦。上海居民千辛万苦分好类的垃圾，最终的无害化处理效果几何，回收再利用率几何？只有这些答案是透明的，才更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分类的内在驱力。
不妨来看看两种垃圾处理思路，一种是日本极致分类背后极低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超过70%的日本垃圾经分类后，最终还是送去焚烧了事；一种是欧美国家，前端执行相对粗放、宽松的分类，再将垃圾运到分拣中心被集中分拣，现代科技代劳一部分工作，人工则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其垃圾回收再利用率甚至高于日本。
中国垃圾分类的强制推广，主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其成功率取决于中国人环保意识的高低，政策设计合理性对居民分类习惯的影响，政府、社会与商业力量的配合程度等多重因素。
对当前垃圾分类政策进行冷思考，不是否定垃圾分类，而是令垃圾分类更经济高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