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王勇注意到，在中方的表态中，除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还在美国关注的其他目标上也表示出了灵活性与让步，但中外媒体对这些灵活性的让步强调的不多。王勇表示，遗憾的是，特别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不多。主要是，一是中国有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立场调整。中国对外宣称2025计划仅仅是“指导性”的意见，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计划，减少了“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分量。美国方面非常恐惧“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利用2025计划这一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十大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它担心如此一来中国技术产业的发展将对美国当前仍然存在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担心所谓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与相关高科技产品价格的下跌。中国的回应就是针对美国方面的担心，应当算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一个让步。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所指控的中国方面关税水平过高、市场相对不够开放的问题。对这些指控，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回应，包括大幅降低汽车、药品、化妆品等关税，同时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让美国在中国投资的证券企业、证券机构能够在中外合资机构中占多数股份，同时提前了市场开放落地的时间表，金融市场开放落地的时间从过去计划的三年，缩减至今年6月底正式实施。
“现在看来在前三轮磋商当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比如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他比较关注中美贸易不平衡，包括整个的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加之朝鲜问题，其所期待的“特金会”也是一个因素。从他过去一年多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实际上特朗普把对中国的贸易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是挂钩的。他希望借助于中国的帮助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也可以相应减缓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王勇对中评社记者说。
开打贸易战 经济民族主义驱使中美经济“脱钩”
特朗普出尔反尔，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正式开打贸易战。他之所以如此，王勇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意见分歧严重，应该是对华贸易“鹰派”人士说服了特朗普采取当前更加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即开打贸易战。这说明贸易“鹰派”压倒了美国财政部长史蒂夫·努钦为代表的贸易“温和派”。
二是美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包括：美国工商界主流反对美国政府向中国进口征税，但又对特朗普政府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力度不够表示不满，希望借助“301条款的制裁行动，真正打开中国市场。
王勇援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在北大演讲时透露的信息，2015年以来，美国在华企业在华新增投资意愿与盈利水平均有较大增长。根据2017年底统计，中国国内销售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对美国工商界来说，等待多年真正赚钱、盈利的机会终于到来，必须突破当前中国市场开放方面的限制，维持需要进一步向中国施压。
更重要的是，王勇强调，美国安全战略“鹰派”非常担心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造成的挑战，他们很早就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再平衡战略”停留于空谈，没有具体落实，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过于“软弱”。
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加强了贸易鹰派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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