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习近平对“修昔底德陷阱”及“国强必霸”的批判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习近平对台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是首位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引进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领导人，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新阐述，对中美关系今后的合作关系作出了新的诠释，更是引发了国内外国际问题专家的热议。须知，两岸关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充斥“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子，并且有一定的误导两岸之间战略错判的能量。
一、“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危害何在？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但是，修昔底德并没有提出“陷阱”二字。
把修昔底德的解释比喻成“陷阱”的人，是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他于2012年8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金融时报》加注的副标题更加直白：“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文章指出，目前美中所面临的挑战同当年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面临的情形相类似。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在东中国海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的主岛）表现出的日益强硬姿态是一种重要的象征。作者问：“中国和美国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时，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的解答却认为历史上也有和平的结局，只要两个有关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在态度与行动上作出巨大的调整。他警告双方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拉汉姆·艾利森的论述，西方理论界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也有更多的肯定声音。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而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眼中，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还有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西方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时，主要都是针对中美关系而发言，绝对不是针对什么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或者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大政方针是不认识、不认同、不理解的。因为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所有学派是不支持这样的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体系可以解读的。所以，“修昔底德陷阱”论获得西方学术界力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用此来比喻、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也就成了学术界的时髦。
严重的问题是，“修昔底德陷阱”日益成为美国人的共识，并以此猜度中国，疑虑重重。 2017年3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美大使周文重在南京大学发表主题演讲，对此有深刻论述，他说：即便中国政府屡次强调，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猜疑乃至遏制心态依旧。为什么呢？这就涉及现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周文重指出：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在的200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都反覆演示了一个规律，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迟早要陷入战略竞争、战略对抗，最后陷入战争。从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到后来各种流派的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都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分析研究论证这种规律。这种新兴大国（rising power）和守成大国（established power）之间的竞争导致战争的研究，在美国就从未间断过。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经过大量历史比较研究，近年来多次发表论文，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16对大国竞争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12对都走向了战争。可以说，“国强必霸”已经成为美国人思维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都承认，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强大的中国，最后必然挑战美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美方存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消极因素。
美国国内这种说法甚嚣尘上：美中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进入“制定规则”和“体系”之争的领域，美国已锁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必须强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并向中国施压。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大陆的评价和定位，令世人本来就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添忧虑。特朗普的国安报告直指，中国大陆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又称，大陆的军事现代化，旨在限制美国进入南海，也将削弱许多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主权。又称，大陆运用经济及暗示性的军事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听从其政治主张，因而印太许多国家都要求美国的力量继续留在区域内，美国也确实将在区域驻军，以在必要时挫败其对手。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中美两位学者论及的“中美战略互疑”问题。
2012年，美国学者李侃如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发表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报告，报告担忧地指出，中美“战略互疑”正在增长，可能造成严重危害，而双方对此理解甚少，因此应该将它作为一个直面应对的主要问题。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的来源：1、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2、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3、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报告指出，第一个因素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不大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更为实际的做法是，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解析和处理产生战略互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通过改善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更加有效地开展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
“中美战略互疑”或许存在，但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应该说还是属于“修昔底德陷阱”范畴的分支问题。
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已非纸上谈兵的秀才之言，而是直接地、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定律、定本，其危害性非同小可。危害更大的是，中美关系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不仅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在中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人讨论甚至认同。
有舆论指出：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其中一例。这一西方舶来的“洋概念”在中国近年来很有市场，在国内拥有相当一批拥趸者，特别是当中美关系陷入对抗时，这种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仿佛中美之间很难避免一场大战。这一概念无法预见中美冲突的陷阱，如果中国国内舆论界长期对此趋之若鹜，那真是被下了套，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按照中美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守成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制定的引发冲突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防范需要。
“修昔底德陷阱”给中美关系挖下了巨大的舆论“陷阱”：1，中美之间必有一战。2，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制约中国言之成理。3，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
二、习近平怎样批判“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是怎样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引起的国际恐华舆论，当然受到了习近平的关注及思考，并且作出了回应。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发表演讲指出：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瞭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分析上述讲话，可知习近平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习近平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夸大的想象，或者是不应该存在的。这就是：“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还原史实：从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论述角度看，这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体现带有历史启示的经典史实并不专指新崛起的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颇为常见，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这场战争之所以为后世所瞩目，乃是因为其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展开。意欲控制希腊的雅典动用强大的兵力，斯巴达人与之抗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希腊各城邦内部分化和地缘政治，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结束。随着民主时代告终，希腊由盛转衰。确实，“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但这场历时27年的战争反映的并非主要是新崛起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而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这里并不必然存在一种不可绕过的“陷阱”，而主要是两个同盟之间的军事较量，不应对此进行过度解读。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后人的演绎，甚至有专门针对中美关系、针对中国和平发展而演绎出来的意味，借古讽今。所以，习近平从历史的事实与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否定，是立得住的。
第二，习近平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可以被人利用，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演变成为破坏当今国际秩序的战略思维。这就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史料说明，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有陷阱之说。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曾就事论事，认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战争的根源在于两个因素：雅典的崛起和对老霸主斯巴达造成的心理冲击——恐惧。至于战前雅典和斯巴达盟邦之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不过是这一根源的外延。专家指出，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喜欢用的3个术语，即恐惧、荣誉和利益。恐惧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古代世界奉行强者为主、弱者为奴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国家都会对其竞争对手实力的增长怀有恐惧之心。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与荣誉——直白说就是“面子”，紧密相连。老霸主的威望因新霸主的崛起而受到威胁，常常在与新霸主的对峙中丢了面子。利益则意味着国家存在的物质条件，面子受损和利益受到威胁自然会引起被威胁方与威胁方的冲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