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初的一次线上讲座上，王轶谈到前辈法学家魏振瀛教授的一个细节时，一度哽咽。
那是2016年初，魏振瀛进重症监护室之前，他特地喊来学生，用微弱的声音，讲了半个多小时自己对民法典起草的想法；进了重症监护室以后，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就让学生们给他讲民法典编纂进展情况。
2016年9月，魏振瀛辞世。第二年春天，全国人代会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新中国民法典编纂完成了“第一步”。
此次民法典编纂之前，我国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四次尝试制定民法典，但均因社会转型和理论准备不足等多种原因被搁置。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记得导师王家福在病情恶化动弹不得时，一听到民法典编纂情况，眼里就会闪过亮光。
去年7月，王家福因病在北京逝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崔建远在一篇回忆王家福的文章中写道：“先生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中国民法典，有望在2020年诞生。那将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2010年，八十岁的王家福接受采访时曾满怀希望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应该制定一个21世纪的、超越所有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民法典。”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学家佟柔、王家福、魏振瀛和江平参与了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立法，被称为“民法四先生”。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甚至连呼吁制定民法典也要顶着“资本主义”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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