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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红酒、煤矿、牛肉等产品加征关税，限制入口。图为杭州超市内的澳大利亚红酒。（法新社） |
中评社香港5月23日电／尽管有历史教训，但澳大利亚还是再次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将口号置于考虑周全、灵活应变的决策之上的方式。自2016年底以来，先是在幕后，而后从2017年开始，在安全和情报机构负责人具有决定作用的敦促下，澳大利亚公开选择了一条行动路线——“反击”中国、“大声抗议”中国，然后在2017年和2018年，我们站到了盟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刺激中国，对抗中国。
安全政策屈从国内政治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5月17日载文《澳大利亚在对华问题上是如何冲到前面的》，文章说，2018年8月，斯科特•莫里森接任后，这种政策变得更加明显。三周前，莫里森政府通过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和内政部高级官员迈克•佩祖洛的讲话提出所谓“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高级部长和高级官员层面讨论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这让我们走到了拜登政府的前面。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员措辞谨慎，协调各部门的表述，幷让其盟友加入到向中国施压的行列。当然，我们也远远走在了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前面。
一位非常了解国防政策制定的前高级官员说：“如果莫里森政府在谈到与中国的战争时是认真的，那么如果不把5%-6%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就是一种应当受到责备的疏忽。这是让国家安全政策屈从于国内政治。”
近几个月来，我一直试图弄清楚澳大利亚为什么、怎么如此突然地在对华政策上出现180度大转弯，它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以如此笨拙、代价高昂而且如今又以非常好战的方式维持了它。
决策已经不再深思熟虑
结论是，虽然我们大大改变了我们的应对方式，但我们没有为与中国的新关系确定政策目标，没有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战略。我们也没有彻底评估各种备选方案。部长级别的官员对中国的潜在敌意加深，幷将陈旧的口号变成了政策。在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传统上分寸得当、深思熟虑的决策已经不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