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的说法几乎是今天所有恐惧的预演。一切都围绕着德国或者“西方”对于政治军事、经济、人口和细菌威胁的恐惧。那时候的言论比今天的更加好斗、更加显露种族主义色彩。尽管如此，这种相似性颇具启发性。因此，简短了解以上4个方面是值得的。
谈论中国凸显自身
讨论源自中国的经济竞争时，表述就理性多了。早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就讨论过东亚工业化及其给欧洲带来的机遇和问题。古斯塔夫•施莫勒和阿道夫•瓦格纳等知名经济学家曾描绘一种经济“黄祸”幽灵，幷警告中国可能会变强幷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新竞争者。这也不是一场局限于德国的讨论，而是一场国际讨论。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工业国（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各自派代表团访问东亚进行实地考察。然而，最初的反馈是令人放心的：那里不存在真正的经济威胁；巨大的销售市场却非常吸引人。
虽然专业人士反应冷静，但是在主流社会和大众媒体的眼里，“黄祸”却被认为是一种人口威胁。最后是对中国人流动的恐惧。
第二个论点是，只有将讨论中国形象当作一种替代讨论，它才容易理解。因为它往往首先关乎的不是东亚，而是涉及自身社会在更大背景下的定位。因此，“中国”也变成了一个达成自身世界地位的背景。这意味着，谈论中国从来都与清朝或现代中国无关，而始终是一种自我审视。谈论中国也总意味着反思本国在地缘政治秩序中的角色，意味着汇总自己的全球化经验。中国当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全球化密码，但在西方有关外国的讨论中，中国总是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这表明了一种信念，即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的冲突。中国代表完全不同的文化，代表极度的他异性。它还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人生导师，倡导一种它称之为“极端透明”的特殊管理方式。
因此，中国在公共讨论中出现的方式揭示出的大多是我们自己在地缘政治架构中的定位和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例如，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家总会成员对中国的乐观看法证明了威廉时代德国出口业相对强大的实力。当时，德国和美国即将超越英国成为最强大的经济体。
另一方面，德国的农业和产业工人遭受了较大损失。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1898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警告，如果为“低要求、勤奋、谦虚和能忍受一切的中国劳工”打开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大门，“将在整个德国工人阶级中掀起一场愤怒的风暴”。相反，今天禁止中国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的法律，充分说明了德国人对保住“出口世界冠军”地位的信心正在不断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