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拜登政府初期在应对与中国的挑战方面做得怎么样？
答：不太好。在特朗普执政的混乱年代之后，我曾希望会有一套更加专业、务实和基于利益的对华政策。虽然拜登政府在改善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更为一致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它未能制定针对中国自身的前瞻性战略。简言之，拜登政府犯了以下五个错误：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将我们的全球政策定义为民主对抗威权。这一表述本身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框架，因为许多非自由民主国家在重要的对华政策领域与美国观点一致，但又不愿意在帮助民主战胜威权方面同我们站在一起。此外，这一框架从根本上削弱了与北京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前景。讽刺的是，就在推进这一框架的同时，拜登政府每天都在竭力维持美国国内的民主。
其次，拜登政府将“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挂钩，却没有确定具体目标、优先事项、工具和基准来解释和评估这种“竞争”。只要这种实质性真空持续存在，美国就没有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的战略。相反，美国只是采取了被动和防御性的姿态。
第三，与中国奉行的非常积极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似乎害怕在亚洲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贸易举措。美国承诺为亚洲制定一个经济框架，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美国的做法却越来越具保护主义色彩，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寻求与中国竞争时，我们对朋友和盟友幷没有吸引力。
第四，美国应对避免与中国开战所需要做的事情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分析。就地区而言，美国有效加强了与整个亚洲地区的朋友和盟友的安全关系。美国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台湾，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台政策似乎是在朝着增加而非减少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主动与中国展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此外，有关核扩散、核军备控制、危机管控和相关建立信任措施的高层对话也应成为我们与中国的安全议程上的重点。
最后，美国在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和机能失调正强化中国的如下观点，即美国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但仍有能力、或许可能会孤注一掷地予以反击。北京因此认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仅仅是一个试图干扰中国崛起、在中国内部煽动分裂和制造潜在政权更迭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几乎没有动力去寻求与我们的合作以应对两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