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
当前，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许多分歧，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中美关系从冷战时期以外部驱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为主到现在是以内在动力与外部驱动并存，以内在动力为主。中美关系内在动力正在深化，不仅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上升，中美互为第二大交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互为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而且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外部驱动力也从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军事威胁为主，转变为在许多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应对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需要合作维护共同或并行不悖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宣导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使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行为体数量由此增加。例如，奥巴马政府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加强美日联盟，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美日联盟和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作为 “美地区战略的重要压舱石”〔29〕，使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有恃无恐解禁集体自卫权，有意修改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为与中国发生冲突做准备，今后甚至可能主动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拉美国下水，故意引发中美冲突。这将加剧地区的局势的紧张。
五、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内在矛盾
（一）美国联盟关系内部的联盟困境和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弱角问题。
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将增加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内在矛盾。首先，美国印太海权联盟是一个不对等的联盟体系。美国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它的盟国，美国在日本等国又有庞大驻军。这使得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主要服务于美国利益。而其他盟国在许多利益考量上是与美国有差异的。其次，联盟国家国内因素影响与其他盟国联盟关系。
根据国际政治理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所要加强的美日联盟、美澳联盟等同样面临着联盟困境，即“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的困境。葛籣·施奈德（Glenn H .Snyder）指出，“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 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结盟国家面临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的问题。〔30〕这是“抛弃”和“牵连”困境的第一层含义。“抛弃”和“牵连”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 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 到头来事与愿违。〔31〕
在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中，“牵连”主要表现为美国担心被日、澳、印拉入一场它不想参与的武装冲突或战争中；“抛弃”主要表现为日、澳、印担心美国不理会它们的安全需求。美日澳印也担心过于强化同盟关系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弹。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重点加强的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还面临印度这个弱角问题。印度是发展中大国和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之一，历史上还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它不愿意完全跟在美国后面跑，也不愿意与美国结成紧密联盟。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国地位符合印度国家利益。印度和美国对这一机制的期待也不同。印度是希望拉拢美国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并维护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地位，而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拥有这种地位，而是希望利用印度来制约中国。因此即使洞朗事件后印度更多需要美国，对形成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兴趣上升，但印度还是与美日澳拉开一定距离，以免过分引起中国的担心。在2017年11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外交部门官员在越南岘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正式会议，没有发布正式的联合公报、声明或新闻稿，而是以各自公布消息的形式对外发布了会议结果。印度外交部的版本在介绍会谈内容时没有谈及南海问题。
（二）战略目标与财政资源不相称。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但经济上力不从心，难以为其“印太战略”大幅增加财政和军事投入。其目标与资源不对称的矛盾将日益明显。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7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总额是约15万亿美元。为了削减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2012年1月曾提出在今后10年削减军费开支约4890亿美元。但即使这样，美国国债仍继续上升。201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8.6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总额上升到19.5万亿美元。
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为高达7000亿美元的美国军费预算授权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但由于美国全球性对外军事承诺和遍布世界许多地方的海外驻军，这笔巨大的军费预算能用于印太地区的比较有限，驻印太地区美军的军费难以大幅增加。同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高达1.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这两个法案将进一步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将是一方面要求盟国和伙伴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督促盟国和伙伴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装备。
（三）战略目标之间自相矛盾。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主要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很大的自相矛盾。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虽然说“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渲染“中国正在使用经济引诱和惩罚、实施影响和含蓄的军事威胁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它的政治和安全议程”，企图构建环绕着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以制约中国。同时，特朗普政府认为：“朝鲜正在加速推进它的网络、核与弹道导弹项目。这已经产生需要全球回应的全球威胁。”〔32〕美国将“与盟国和伙伴国家共同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33〕，包括与中国合作。特朗普政府既要制约中国，又要中国出力解决朝核问题。这将使中国许多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怀疑，担心美国企图既解决朝核问题、又削弱中国。
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
（一）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中美关系可能经历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虽然提出“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不仅将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竞争者”，而且将世界划分为“自由社会”与“压制政权”，中国自然被划分到后一阵营。这份报告所说的“竞争”，不仅是主权国家间的竞争，更是两种意识形态或阵营的竞争。该报告宣称，美国要与价值观相似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压制”阵营影响力的扩展。这种划分让世界感受到一丝冷战气氛。
特朗普政府将经济看作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继续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在贸易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行为。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中的中国经济挑战不仅在于中国的经济行为，更在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模式。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尤其针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其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今后特朗普政府如果在这方面变本加厉，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将损害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
台湾问题可能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向台湾蔡英文当局发出错误信号，使其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战略为其“实质台独”目的服务。2017年12月12日，蔡英文在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会面时称，“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社会，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相关者”，相信台湾可以对这个区域做出贡献，“我们不只愿意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更愿意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奥巴马政府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制约中国的企图失败后，特朗普政府可能企图在“印太战略”中以台湾问题为抓手制约中国。2017年12月13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防部长在2018年9月1日前提交报告给适当的国会委员会，评估美国海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美国在夏威夷、关岛或其它适当地点接受台军舰进港要求的可行性。如果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将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有的美国亲台人士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要职。例如，薛瑞福出任美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防部长。他在被特朗普提名后就公开表示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并称这并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在美国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薛瑞福宣称“崛起的中国为这一代美国人带来最严峻的安全挑战”，主张“努力建设与台湾和新加坡的安全伙伴关系”。由于美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防部长是中美安全关系和美台安全关系政策实施的决策参与人之一，薛瑞福担任这一职务将可能推动特朗普政府做出某些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行动。
（二）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使它们在与中国有争议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采取在美国需要中国的问题上合作，在大多数问题上进行制约的政策，这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使它们认为可以在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下，在与中国有争议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例如，印度边防部队越界造成的洞朗事件使中印双边关系经受严重考验。此事最终通过外交手段予以和平解决，体现了双边关系日趋成熟，但教训值得汲取。此后，中印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双方都为此做出了努力，但并不令人满意。2017年11月29日，印度和新加坡两国防长达成两国海军合作协定，内容包括海洋安全合作、举行联合演习、短暂使用对方海军设施并提供后勤支援等。新加坡防长黄永宏表示，新加坡“欢迎印度海军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该基地靠近南海。印度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始终采取拒绝和冷淡态度，特别是对中巴经济走廊通过涉及印巴争议的喀什米尔非常不满。又如，2017年12月，澳大利亚宣布将广泛修订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澳总理特恩布林指中国是澳重点关注的对象。
（三）日本藉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日本海权势力范围。
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朝核问题恶化，美国鼓励日本进一步发展防卫力量，在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宣称：“我们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关键盟国日本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34〕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利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借船出海”，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发展日本军事力量和构建为日本所用的国际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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