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交官》杂志4月14日报道，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并不像其他旅客一样在“大流行”期间返回母国。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新加坡工作必须背负的债务。孟加拉国外籍劳工抵达新加坡后，需为其第一份工作支付高达17000新元（约合人民币84704元）的中介费用，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可能还清。另一项原因则是母国家庭对外劳汇款的依赖。
批评声指出，新加坡早在2月份就发现少数外籍工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并未采取足够措施阻止疫情暴发。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长杨莉明说，4月初疫情开始变得严重时，尽管宿舍始终存在着传染病毒危险，但“与我们自己的家没什么不同”。官方还强调，在外劳宿舍暴发疫情前，他们就做了预防措施，将宿舍公共空间关闭，并将外劳的用餐和娱乐时间错开安排。
《经济学人》11日报道指出，7日开始的“封锁令”对大多数新加坡人而言不算严格，他们仍可以外出购物，锻炼身体。但对35万外籍劳工而言，因宿舍暴发疫情，许多人不得不在宿舍内隔离两周，生活于逼仄的空间，同时承担交叉感染的风险。
国际特赦组织的新加坡研究员霍华德（Rachel Chhoa－Howard）表示，过度拥挤的宿舍比居家住房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她说：“（官方）可能未能及早考虑到这一点，这可能导致了感染率上升。”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与新加坡类似，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外籍劳工，但并未与新加坡一样暴发疫情。2月底，台湾方面发现一位外籍护工确诊感染后，便加强了对宿舍的检查，为外劳提供信息通报会，并劝阻他们举行大型聚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称，新加坡较为宽松的抗疫策略只有在成功阻止海外输入病例与迅速处理潜在病例的情况下才可行。一旦此类措施失败，病毒在本土社会内“人传人”的速度要远远比严格实行封锁与社会隔离措施的地方要快。
新加坡抗疫策略“闻风而动”
确诊数字激增迫使新加坡采取新的政策。此前，新加坡采取了积极检测、命令感染者自我隔离并对密切接触者保持追踪的策略，被认为取得了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疫情暴发，新加坡的超市、巴刹（街市）、小贩中心、餐馆、公交和银行等场所仍照常营业，建筑工地也照常运转，这些行业均雇佣了数量可观的外籍劳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