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平等和民众幸福是政府的唯一合法目标。拜登的演讲采纳了这个理想：“我们可以让人们从事好工作。我们可以在安全的学校里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战胜这种致命病毒。我们可以让工作得到回报，重建中产阶级，让人人享有医疗服务。”
这份清单与两千多年前一篇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所列出的清单如出一辙——北京近年来将其列入政策。这篇著作说，成功的政府必须制定顺应“民心”的政策。共产党挑出的一些句子包括：“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中国领导人列举在促进国家繁荣、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或保护民众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方面取得的成功时，喜欢引用那篇文章。就此而言，拜登的政策目标与中国是一致的。在政策目标方面，很难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任何鲜明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实现政策的手段肯定有所不同。
美应摈弃对东方成见
将这些相似之处归结为纯属偶然是错误的。任何对民众负责的现代政府都有可能采取相似的一套理念，但亲密关系更胜一筹。大体上，拜登的政治理想听起来像是杰斐逊主义的政治理想。杰斐逊图书馆有一本书，里面有对孟子著作的翻译，以及数十份中国法律和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所主张的理想与北京所推崇的那篇著作所包含的理想是相同的。
没人设想承认与中国的共同事业会消除对抗，更不用说消除真正的意见分歧，但如果谈判建立在共同尊重事实和平等的基础上，那么改善的前景可能会更好。
美国方面，尊重平等意味着摒弃把排外成见作为外交工具的做法。
共同事业的基础存在于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意义。与拜登的就职演讲相呼应，中美双方“停止叫嚷、降低热度”是合乎情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