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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4月3日电／据参考消息网报道，彭博新闻社网站4月1日发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亨利·基辛格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兹的文章，题为《冷战给美中外交提供的教训》。文章认为，冷战的历史表明，如果美国把谈判当作竞争的手段，而不是竞争的替代品，外交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全文摘编如下：
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外交官们向约瑟夫·斯大林的代表们提议，针对导致美苏分歧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苏联领导人仅以“哈哈”回复，随后开始了40年的冷战。
冷战的历史表明，如果美国官员把谈判当作竞争的手段，而不是竞争的替代品，外交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
即使在斯大林断然拒绝后，外交仍然是冷战不可或缺的部分。历届美国总统都至少与苏联领导人会晤过一次。超级大国谈判军控条约、调和前线国家，甚至在不扩散核武器和消灭天花问题上开展合作。非正式会谈推动结束朝鲜战争、缓解危机幷控制紧张局势。在冷战末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展了持续而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这段竞争中的谈判历史提供了若干重要教训。
首先，外交最有用时，也是最艰难的时刻。
理论上，施加外交限制的最佳时机是对立开始加剧的时候，以免对立发展到危险的边缘。实际上，竞争初期通常是对实力的考验。随着对立的双方试探对手的决心和实力，双方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占据优势。
因此，20世纪70年代，只有在数次近乎灾难的碰撞——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令超级大国窥见不受约束的竞争可能导致核地狱的结果之后，冷战才得到缓和。今天，发生在阿拉斯加失去耐心的言语争执，在西太平洋频频发生的动作与反制措施，都暗示着在航行规则制定之前，双方在台湾海峡或南海的紧张局势降级之前，我们可能再次面临一段可怕的危险时期。
其次，当外交发出错误的信号时，可能适得其反。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曾在不同场合努力说服尼基塔·赫鲁晓夫，让他相信美国决心避免核战争，幷找到和平的基础。可是，赫鲁晓夫听到的却是西方害怕对抗，这反而鼓励苏联人逼得更紧。结果就是一段濒临核战的时期，加速了二战后最大危机的降临，先是在柏林，之后是古巴。
第三，“以实力求和平”幷非陈词滥调。
美国曾表现得很成功，它首先巩固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顺势以有利的条件进行谈判。斯大林只是在华盛顿1951年稳定了战场局势后，才同意举行最终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20世纪80年代，通过率先在西欧部署数以百计的中程导弹，里根才能达成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核裁军协议——《中程导弹条约》。成功谈判的关键是向对方表明：如果不达成协议，情况将恶化。
最后，外交不能替代竞争，而是能够更有效竞争的手段。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谈判一直无法跨越引发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可是，外交努力降低了对立造成的金融代价和军事危险。这可以让美国公众和美国的盟友相信华盛顿诚心诚意寻求和平，这样才更有可能让他们继续支持发动冷战所需的投资，帮助需要克服的困难。外交努力还能让美国在智尽能索时紧急喊停。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奉行的缓和政策的优点。缓和政策从未改变冷战，但它为华盛顿在越战失败后争取到短暂的喘息时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缓和政策最终失败，这让美国和欧洲公众在20世纪80年代重拾遏制政策。
这段历史对美国今天的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如果预测近期会出现一段危险时期——假如美国同中国僵持不下，那么美国最终会出现的清醒能够带来更具建设性的外交。在此期间，追逐战略调整或重大交易不会有收获；最好聚焦在涉猎面小但重要的领域上，比如气候变化，这方面的交易合作也许还有可能。通过巩固联盟幷投资地缘经济和技术竞争手段，美国能够创造未来可产生外交红利的实力地位。
最重要的是，外交应被视为一种竞争手段——管控重要的外交和政治联盟的途径，确保对立的成本与风险可控，让美国坚持的根本性竞争战略可以长期有效。
在阿拉斯加的冷言冷语不意味着中美外交努力的终结。但它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与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一样，外交残酷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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