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本来按照一般政治伦理，在投票结束到新任领导人就职的期间，现任领导人不宜作出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及政策、命令。其二、按照政府继承法则，虽然各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基本政策，但在政党轮替后，新上台的政党仍需继承已下台政党的基本政策，以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及延续性。如要调整，也宜在一定时间之后，以原政策“窒碍难行”的理由进行调整以至更换。
这就确实是给了拜登重大的压力。其实，即使特朗普没有推出这些消极的涉华法案，拜登也已很难作出重大调整。因为在特朗普掌政的四年间，他已经在美国上下、朝野、官民间酿成了一股强大的对中国极不友善的氛围，甚至已经是结构性的了。拜登即使是不赞同，有心要调整，也因为“老卖年高”，有心无力。因而特朗普的涉华政策还将继续存在，因而不能盲目乐观。
何况，在军售议题上，拜登也将难以改变现状。因为作为象驴两党的“幕后大金主”的军火商，在中东等地战火渐息的情况下，对台军售就变成其主要收入来源，拜登如果消极对待对台军售，就可能会令民主党今后在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中，缺乏“金援”。而在选举中，是需要雄厚的财政作支撑的。因此，美国以“军售”民意向台湾当局收取“保护费”，也就将会形成常态化，这当然也将会加剧台湾当局的财政负担，为台湾民众带来更多的灾难。
而且，不排除在未来四年，美国国会内的反华政客，也包括执政的民主党的议员，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断推出涉台的反华法案。
不过，有一点也必须注意的是，拜登作为老派的政客，较为重视契约精神。因而在“可操之于我”的行政运作范畴，他可能会回到三个《中美联合公报》所揭橥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及美国自己单方制订的《台湾关系法》对台地位的定位。也就是说，作为行政部门，可能不会推出新的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涉台行政指令，并逐步调整，回到奥巴马时期相对稳定的轨道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