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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化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隐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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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讯╱题：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关系 作者：简练（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熊席麟（广州），广东台港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理念
草根运动出身的民进党历来以本土力量的代表自居，强调“台湾主体性”，主张保护劳工权利，“长远规划”建立较为独立的“本国经济能力”。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也多半为不发达地区和社会层次较低的民众。他们教育程度、资本积累程度不高，生活水准提高主要受益于传统产业发展后所形成的“涓滴”效应（即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好处逐渐由社会上层渗透到社会下层）。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台湾经济结束了支持其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产业开始转型。原先兴盛的纺织、造纸、化工、塑胶、服饰、金属、机床制造、家电等行业逐渐被电子、电脑零部件、精密仪器等具有较高知识含量的产业所替代。对外贸易出口占到总体经济七成的台湾，从一九九四年到二OO四年，排名前一百名的贸易厂商中，电子业产品所占比重从四成上升到近七成就足以说明其产业转型的急剧。从事新兴的产业往往需要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员工。原先产业中的劳工，在失业的威胁下，要转变投身于新产业却比较困难。这种产业格局的改变，必然带来劳工群体不满情绪的增长。作为这些群体的代言人，或自认为是这些群体代言人的民进党，在其上台之初，便根据理念，做了相应调整。其“中央政府”支出比较如图（见图一）。
此图以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与民进党上台初期的二OO一年的相关支出资料为比较（因为二〇〇〇财年预算本为国民党时期通过，且由于二〇〇〇年有受到赈济重建一九九九年大地震的影响，所以选取二OO一年作为标志），可以发现，民进党上台之初，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较国民党时期有大幅增长,由原来比较不重要的开支项目一举变成最大的花费。另一方面，上图资料也显示，民进党为使台湾总体经济实力保持和取得竞争优势，在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方面也不吝花费，这主要表现在基础建设投资增加及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条件方面。因此总的说来，在执政之初民进党是将实现台湾产业高端化、社会福利化作为其经济社会目标的。
执政初期的想法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民进党为其经贸设计了“台湾开发，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的基本构想。在民进党看来，台商赴中国大陆投资，可能造成两方面效应，一为替代效应，一为互补效应。所谓替代效应，指的是台商赴大陆投资后在大陆产品生产，会因与在台湾本岛所生产的产品相同或类似而发生在国际或岛内市场上的竞争，而减少台湾产品的销售。所谓互补效应，即赴大陆投资得到利润，并有助于台湾资本、机器与设备以及半成品的出口。具体分行业说来，台商到大陆投资的项目，分为三类，其一是传统型带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产业，其二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三是新兴的高科技电子资讯类产业。就传统劳动密集产业而言，一方面直接导致岛内原来的工厂关厂歇业，另一方面，台商在大陆生产的具有价格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力密集产品大量出口到台湾，也会对留守岛内的这类产业形成压力，产生替代效应。至于后两种产业却会产生互补效应，即带动台湾上、下游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促使产业发展更为完整。例如台商至中国大陆设立塑胶制品加工厂，由台湾供应机器设备以及塑胶原料，这样能够提高台湾相关出口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将产业链条中的初等品和中间品部分移往大陆，可能逐渐使得台湾集中于产业链高端的研究开发，实现台湾产业升级，提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因此，若台商对大陆投资所引发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则应鼓励台商加强对大陆投资；反之，则不应予以鼓励。
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初，一方面对在两岸经贸中居于高端地位颇具信心，主张“积极开放”；另一方面出于对本土经济和传统支持者的保护，仍强调“有效管理”。然而，不料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台湾经济、两岸经贸的实际需要情况，却打碎了民进党的“如意算盘”。
两岸经贸大幅成长
面对世界经济低潮的冲击，台湾当局不得不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当此之时，大陆经济一枝独秀，与世界经济低潮形成鲜明对照，欧美等国也争相赴大陆开拓市场。岛内工商界呼吁当局不要坐失时机，加强两岸经贸的声浪此起彼伏。民进党执政当局为在短期内改善经济局面，在两岸经贸方面顺应了一些民意。总体来看，在陈水扁执政的第一个任期里，尽管形式上并不支持与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但事实上也没有做更多的严厉阻拦。最后的表现是，两岸经贸在台湾各种对外经济指标中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相反，传统的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等，在比例上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见图二）。
投资指标上，对大陆的投资也增长迅猛，二OO二年以后更是如此。以至于台湾当局核准的对大陆以外的投资完全无法和对大陆投资相比。其中，电子电器类的增长尤其迅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用的是台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但实际数量可能比台湾有关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更高，因为有很多台湾企业通过绕开主管部门的方式，通过向如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投资的方式曲线投资大陆。这些资料并未统计在台湾相关部门的统计之中。这种结果的表现是，台湾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相对大陆有关部门的资料以及美国等地研究机构估算的数字大大偏低。但无论怎样，台湾方面提供的数字尚且证实了台对大陆投资的迅猛增长，可以想像实际情况只能是规模更加宏大，增长更为迅速（见图三）。
以上表格清楚显示，从二OO二年起，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和台湾对大陆投资达到了一个明显高于之前年份的水准。而民进党执政当局放宽两岸经贸，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台湾经济的开始复苏。二OO二年以后，台湾经济由于对大陆出口外需拉动，净出口占GDP总值的比例从二OO二年以前的百分之二，一举提升到二OO二年的百分之五强，二OO三年、二OO四年更达百分之七。出口的增长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随后在二OO四年大幅度增加，并进而带动消费信心复苏。
两岸经贸发展成果：
台湾不同群体受益不同
然而，两岸经贸的加强，在民进党执政当局及其参与政策建议的学者看来，却带来两个“不利影响”，使上述三类产业中的后两类产业从“发生替代效应，对台湾经济形成损害”。其一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赴大陆后，出现台商在大陆发展各种上下游产业，使得产业链不再在大陆-台湾之间发生，不再促进台湾相关产品的出口，而是变成全盘迁移；其二是由于大陆鼓励台商提高投资产业层次，鼓励台商在大陆设立“研发中心”，结果将一批台湾本土科技人才吸引到大陆工作乃至定居，对台湾当前引以为荣且作为未来发展重中之重的资讯科技类产业造成打击，使高新科技产业也整体向大陆转移。原先“台湾开发，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的经贸构想势遭破坏，进而造成台湾“产业空心化”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大量转移支付福利支出补助那些因产业出走而失业或收入低下的劳工阶层，同时导致税收与财政的困难。
两岸经贸加强的实际结果当然并非如此，但是台湾社会各个阶层从中获益的程度确实出现不平衡状况。受过较高教育的台湾新兴技术阶层、企业主、管理和销售人员等白领阶层，以及部分从事服务业的粉领阶层从两岸经贸往来中受益良多，而劳工、农民等蓝领阶层及部分本土服务业的粉领阶层薪酬相对减少、入不敷出的现象并未明显改善。民进党对这些传统支持者难以交待。
总之，民进党执政的头四年，在外生冲击下经济滑坡，使得刚刚付诸行动的迎合其忠实群体的经济政策遭遇实施困难。在某种被迫胁的情势下，转而给予两岸经济联系以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在短短几年中，台湾对大陆投资迅速增长，带动台对大陆出口，并进一步带动固定投资的增加以及消费的缓慢复苏、失业率的缓慢下降。但是，这种经济的改善并没有在台执政当局的调控下惠及所有群体。民进党传统的支持人群境遇改善不如人意，甚至始终有工作机会减少、失业压力维持甚至增加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会对民进党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产生深刻影响。
民进党两岸经贸政策的取舍与反覆
如前所述，民进党执政后对其传统支持者“照顾”不够，除客观的经济环境条件所限外，还有其主观政治考虑的因素。众所周知，一个政党，尤其是从原来草根出身的反对党变成坐拥巨大政、经资源的执政党后，其利益目标必然发生变化。民进党上台前，以执政为首要目标，因此从选举角度出发，极力迎合自己的传统选民。上台以后，则改变策略，打出“全民政府”的招牌，洗刷过去的激进色彩，争取更大的基本盘。同时出于攫取更多政党资源考虑，民进党迅速发展政商关系，“亲资本化”非常厉害。然而，由于陈水扁手法拙劣，加之自身贪腐，不但无法同时得到与两岸经济来往有利益联系的台商群体和传统农民劳工群体的支持，而且适得其反同时招致二者的反感。
二OO五年县市长选举惨败，民进党认为这次选举的教训是，自己的传统支持人群处于一种“失望和愤怒”，拒绝投票乃至倒戈蓝营。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在争取蓝色选民基本无望，争取中间选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只能是力求保住原先的传统支持人群。相应措施除了政治上修正、离开过去 “和解共生路线”以外，经济上，就是牺牲台商等资本群体的利益，对两岸经济往来做更多的限制。这虽然对台湾总体经济也有不利的地方，但是对自己的传统支持人群却没有太大的损害，甚至在该人群已经多少有点非理性的情况下，能够赢得掌声和欢呼。
由此可见，民进党的经济政策其实就是在“照顾总体经济指标”和“照顾传统支持者”两个极端之间取舍。当面临传统支持者不满的情形下，以保住选举、保住执政地位为目标的民进党，不惜牺牲总体经济指标以迎合自己的传统支持者。可以预见，除非发生重大的世界范围经济衰退，未来两年内台湾与大陆的经济交往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台湾投资者的“自救”
当然，台商会拿出“自救”的办法，通过曲线、迂回的方法和民进党执政当局做猫捉老鼠的游戏。例如，投资大陆的时候，台商可以通过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群岛等地以迂回方式投资大陆；又比如，民进党当局规定将台湾上市公司在大陆的投资额度限制在其资产净值的百分之四十，则台湾企业可能选择在台湾撤市，改在香港上市以规避上述规定。但是，为规避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设限，台湾企业的交易成本总是上升的。台湾企业是选择各种措施规避规定，还是屈从于民进党当局的规定放弃或减少和大陆的往来，取决于留在大陆的利益所得和为规避规定而付出的交易成本何者为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台湾当局的限制措施确实将对台商产生抑制效应。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5月号，总第1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