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台湾知识”生产与“日台关系”的成立
大陆在与台湾之间的国际承认竞争意味着“解放不成”、“反攻不能”的国际政治前提下国家统一进程的搁置，这导致国家意识形态的外交叙事依赖即要求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也就当然潜在着大国外交通过“台湾问题”的慢性化把中国分裂长期化乃至疑似固定化的风险；而随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台独政治”自由化、政党轮替的常态化和“台独党”执政的既成事实化，“和平但不统一”特征的话语对抗关系形成，中国不统一即分裂固定化的风险就开始表面化为现实危机。
所谓中国分裂被固定化，是指在战后东亚的“旧金山体制”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1972 体制”兼容条件下“台湾”概念被国家化的知识生产、话语建构和价值论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过程中，周恩来曾经向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提示联合声明草案，包括有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其中承诺：“台湾解放时”中国将“适当照顾”日本在台湾的利益。但日本政府以拒绝密约之名不接受“三项默契”，要求自主断交条件下建立日台民间关系，也就等于规避“台湾解放”之说而肯定旧金山议和、日美安保条约确立的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美国干涉中国统一之地缘冷战政治现状。而在维持战后东亚政治结构的前下，“中华民国”经过在台湾的民主化而发生事实上的“本土化”，日本的台湾研究学术体制从“台湾近代史研究会”、“现代台湾研究会”发展到 1998 年成立“日本台湾学会”，学会的首任代表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在 1992 年、2001 年、2008 年分别出版了《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湾：变化、踌躇的认同》、《台湾政治：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战后史》等开拓性论著，填补了战后日本知识世界的“真空”。若林正丈是日本学术界台湾研究的领袖人物，其知识体系的关键词是确认“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台湾民族主义”，但又从两岸经济联系、台湾政党体系的“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对抗轴”以及中美协调等结构分析论证了“台湾海峡和平”的逻辑性。这种“台湾”概念国家化的知识生产，通过公共论坛的舆论扩大再生产和国民教育塑造了相应的民意结构。在日1997 年的舆论调查中，“把台湾看作独立国家”的比例为 64.3%，“看作中国一部分”的为 25.4%；而 2004 年的舆论调查，赞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主张的比例为 14.7%，赞成陈水扁“一边一国”主张的为 40.8%。反映到作为民意代表的国会议员层面，2000 年 4月在野的日本民主党成立了“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自民党青年部国会议员于2001年5月成立了“日台友好议员联盟”。近几年来，日本的外国人登录证正式记入“台湾”的法律修改实现，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的协议名称以及外务省正式文的“日台关系”使用也常态化，直至 2017 年交流窗口机关的“日台关系”正名，“日华关系”向“日台关系”的政治转型已经完成。
三、结语：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新思维
自 2016 年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胜选主政以来，由于一直对大陆所要求承认的“九二共识”拒绝作出肯定性质的回答，两岸关系已经被“一个中国”原则与“台独”意识形态对立的阐释框架固定化，陷入了方向感不明的无解僵局。但事实上，在“国共内战”休止于台湾海峡而发生未能统一中国的“台湾问题”之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外交承认竞争成为非军事化的内战形式，这种“一个中国”原则的非军事化内战到 1972 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现了地位翻转，再经过马英九国民党政权时代的“外交休兵”，蔡英文民进党政权“去中国化”形势下的“台湾问题”进入了可称之为“后内战”的新时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亚东关系协会”先后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日本交流协会”，作为“日关系”向“日台关系”的政治转型，象征着“台湾问题”的“后内战性”。这也就意味着，“台独政治”已经开始获得实质性的外交空间和象征性的国际地位，“对台施压”作为传统的“内战延长线思维”将不再有效，而有必要整理“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解决”新思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