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当今纪政要摒弃的台湾地区参与奥运及其他国际性或区域性运动会的“中华台北”称谓，正是她曾经努力参与争取而得来的。实际上，在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就曾为台湾地区代表团参加奥运的称谓发生多次争执。一九七六年蒙特娄奥运会开始前，由于加拿大政府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拒绝向打着“中国”旗号的台湾地区奥运代表团发给入境签证，并要求其改称“台湾”才给与入境参赛，国际奥委会也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台湾地区奥运代表团以“台湾”名称参赛，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以这是“一中一台”而不接受该决议，决定不参加当届奥运。后来几经周折，终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及十月国际奥会主席基兰宁分别透过波多黎各圣胡安及日本名古屋执委会决议，采用通讯投票方式，确定中国大陆奥会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台湾地区奥会将在“中华台北奥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名称下继续参加奥运会，但须提出不同于以往使用的旗、歌，并由执委会批准，最后确定旗帜及标志为“梅花内含五环标志”。
而就在国际奥会执委会在名古屋东开会讨论“中国问题”期间，身为“中国会籍危机处理小组”成员的沈君山，带着纪政和杨传广赴日参加记者会。因此，台湾地区奥运代表团能够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奥会并参加奥运会，是她有份争取得来的。她因此而与号称“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在名古屋的表现，在当时是个大新闻。这段历史固然是街知巷闻，尤其是在过程中与沈君山暗生情愫，许多人都为两人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拉埋天窗”而惋惜，更是被纪政写进其自传《永远向前－－纪政的人生长跑》一书中。因此，如果是国民党执政，当纪政带着连署书到“中选会”办理“台湾正名公投”登记手续时，国民党籍的“中选会”主委可能会拿出这本书来询问纪政，就会让她无地自容，恨不得在地上找个裂缝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