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提升双方对危机管理的认知，尽快达成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2007年，张沱生和史文在分析中美安全危机时提出危机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包括保持直接沟通渠道畅通，发出具体、清晰的信号；确定有限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有限手段，为双方保留面子和回旋余地；保持选择的灵活性，缓慢升级，做出对称性反应；基于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原则；进行自我约束，不要对对方所有挑衅行动都做出反应；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为对手保留退路；将大的、难以解决的争议分解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问题；预先考虑到己方行动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⑥总的看，这些原则是可信可行的。
但危机是一个对抗、博弈与合作的过程。因此，对中方而言，还要适当强调危机管理的斗争性，即在危机处理的讨价还价中，应坚持必要的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策略，以此展示坚定决心，但要力避陷入“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恶性循环；同时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有效慑止对手轻易制造危机。
危机爆发后要善于恰当地使用军事力量，增加危机管控的主动权；善于综合管控危机，将危机的纵向升级和横向升级相结合，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方式强化管控的力量和手段等。在危机管理中，还要特别注意行动的合法性，坚持依据必要的国际法、国内法和相关双多边条约行事；善于引导舆论，而不是被舆论所裹挟，从而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强化对一线的有效管控，力避己方被拖入毫无准备的危机当中；增加对对手感性认识的洞察力，保持目标选择的弹性空间；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和对话，力争将第三方因素的干扰降至最低等。
五、完善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化建设，不断提升危机管控能力
为有效预防和处置危机，应注意内部及对美双多边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共同处理双多边突发事件的专业性和系统性，防范突发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全局性和战略性冲击。
一是在“国安委”体系下，提升国安办的危机管控职能，加强国家与军队专业化危机管理机构及应对力量的建设，并整合统筹各重要部门间的情报职能。充分发挥“智库”的“外脑”作用，促进职能部门与“智库”专家团队对危机决策的“双轮驱动”，并适时需要建立高端、权威、即时的危机研判机构，为危机决策谘询和应对提供制度化和程序化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中美双方在最高层和职能部门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沟通机制的作用，如首脑热线、国防部直通电话、紧急联络磋商、特使、第二轨道等，在第一时间、地点及时就突发事件建立联系、控制事态，避免简单问题复杂化、尖锐化和向危机的转化。当前，应着力拓展多领域多层级多渠道的沟通，无论是平时和危机时都要保有渠道即时绝对畅通，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强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学术交流机制。充分利用现有一轨半渠道，拓展一轨、二轨渠道，加强中美学界对双多边危机及其管控的理论探讨、风险评估、热点分析、桌面推演和危机实案想定作业，通过共同危机预研为自身提供可供参考的危机管控经验及启示。此外，还要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和实战化准备以及国内安保力量建设，为管控危机提供保底性手段。
六、着眼现实中可能爆发的危机，提升对中美安全危机的精准管控策略
着眼未来中美可能在台海、南海、东海以及朝鲜半岛方向发生的危机，注意不断改进策略，进行精准有效管控：
一是针对中美维护领土领海主权与实施“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或履行支持盟友的条约义务的不同主张诉求，双方应注意多以政策宣示而非具体挑衅性行动来展示自身立场。
二是中方应充分利用电脑手段对重点方向上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反复模拟和推演，制订阻止危机、控制危机、应对危机的多重预案，以应对复杂局面。
三是推动中美之间就可能发生的安全危机进行桌面推演，以展示安全风险，提升双方对于危机的自觉管控动力以及管控能力。
四是控制好随机性安全风险，推动双方共同努力，控制军事手段在南海斗争中地位的过度上升。
七、结语
总之，对国家间关系而言，从敌意的积累到完成战争准备，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而对这一临界点的管理，正是人类塑造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关节点，也是人类摆脱历史宿命的关键所在。
思考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困境，还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概括的，“10年、20年后，一个既存的大国（美国）和一个兴起的大国（中国）究竟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当如何实行合作？这是超越两国目前许多争论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⑦也如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言，“中美关系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竞争性的。二者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并不一定。”⑧如果我们采取对两国历史和人类命运负责任态度的话，中美之间应该避免大国霸权战争的悲剧；而其中重要一环是深入推进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务工作。
注释：
①该定义借鉴了军事科学院李际钧将军对战略指导的界定，参见李际钧：《军事战略思维（增订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②[美]史文：《美国无法承受妖魔化中国代价》，载《中国评论网》2018年7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51/2/3/3/105123341.html，登陆时间：2018年7月20日。
③转引自刘文祥：《论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④《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6/27/c_1123046180.htm。登陆时间：2018年6月28日。
⑤参见肖天亮：《战争控制问题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⑥张沱生、[美]史文：《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⑦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Vol.39, No.4, Winter 1997/1998, pp.65-79.
⑧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The MIT Press: 2013 ), p.38.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10月号，总第25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