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全球大流行和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疫情全球大流行和经济金融危机，将从产业链、贸易、外需、金融市场、大宗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传导。
3.1 产业链和贸易传导渠道：供应链受阻企业大面积推迟复工时间、工厂关停、物流受阻，对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运输、用工都将造成负面影响，且通过全球供应链网络层层放大，造成全球贸易萎缩、企业订单和现金流压力上升。从产业链看，全球疫情蔓延或引发生产停滞及贸易管制，暂时阻断全球供应链。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高度依赖、密切关联，疫情对各国产业链影响取决于该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依赖程度以及该国对疫情的管控程度。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全球产业链将受到更大冲击。当前疫情较为严重的海外国家为日本、韩国、欧盟（意大利）、美国，均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日韩疫情对我国中间件、零部件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生产材料、设备等方面；欧美疫情对我国中间件、零部件影响较大外，还影响最终消费与资本供给，因此，目前四大疫情受灾地区对我国生产要素、资本供给、最终消费均产生冲击。
日韩方面，2018年日本和韩国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分别为3.8%、2.9%，中国是日韩第一大出口国。从产品大类来看，中国对日韩出口最多的产品有机电产品（电机电器、机械器具）、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家具、塑料、玩具）、医疗设备和化学品等，中国向日韩进口最多的产品为机电产品、医疗设备、化学品和塑料，其中，来自日、韩进口机电产品分别占自日、韩进口总额的45.5%和60.3%。从细分来看，我国对日本工业机器人、点蓄电池、汽车（带有火花点火式）、车辆齿轮箱等高度依赖，从日本进口占该零部件总进口额的62.9%、72.2%、88.9%、42.4%。我国对韩国电子集成电路和微装置高度依赖，从韩国进口占该零部件进口总额40%。日韩疫情恶化将造成全球半导体原材料短缺、核心零部件短缺、制造成本上升等主要冲击，中国作为全球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重要采购国，将受到直接影响。
欧盟方面，2018年欧盟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为11.7%，前三出口产品大类为机械设备（包括核反应堆）、车辆及零部件、机电产品，前三大出口国和地区为美国、中国和瑞士，分别占欧盟出口份额的20%、10.6%和8%。2018年欧盟对中国出口金额2450亿美元，从产品来看，欧盟对中国出口主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主要对中国汽车、工业制造等行业造成直接影响。美国方面，2018年美国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为10.9%，前三出口产品大类为机械设备（包括核反应堆）、矿产品、机电产品。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金额1203.4亿美元，从产品来看，美国对中国出口主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光学钟表医疗设备，2018年出口金额分别为276.8亿美元、270.4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98.4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3.0%、22.5%、10.3%和8.2%。此外，由于美国是重要的资本流出和流入国，美国疫情如若得不到有效控制，还将对我国产业投资造成影响。3.2 外需渠道：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外需下降海外疫情扩散将影响该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意愿，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餐旅、交运、零售、娱乐等聚集性行业需求受冲击较大，短期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中国外需主要来自欧美和亚洲，也是疫情受灾较重、股市跌幅较大的地区。2018年中国对外出口商品金额2.49万亿美元，前五出口国和地区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越南。从受影响行业来看，日韩疫情将对我国电机电器、器械器具、服装、化学品等产品出口产生影响，这四个行业分别占中国对日韩整体出口的28.1%、15.2%、9.2%、5.5%。欧盟疫情将对我国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出口产生影响，例如意大利从中国进口最多产品为机电产品。美国疫情将对我国机电产品、家居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出口产生影响，2018年美国对中国进口金额分别为2685.4亿美元、649.3亿美元、405.0亿美元。
3.3 金融市场渠道：交叉传染，警惕信用与债务风险疫情引发恐慌情绪，叠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国金融市场受交叉传染。全球大流行和金融危机对股市的影响：将从企业盈利和市场风险偏好共同打压股市，股市的波动性将加大。对债市的影响：疫情的扩散与传染对消费、生产与投资带来负面冲击，实体经济短期走弱推动国债收益率下降；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推升避险情绪，带动利率下行。对汇率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加大。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海外例如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区仍然处于高危状态，全球避险情绪高涨。2月24日-3月12日，美元指数从99.3下跌至97.4，下跌1.9%。美元指数回落与美联储宣布降息影响人民币汇率，2月24日-3月12日，中间价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7.02降为6.96。
3.4 大宗商品渠道：原油价格暴跌，加剧通缩，对中国有利有弊。受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和OPEC谈判破裂等影响，原油价格暴跌。3月9日，国际能源署将2020年原油需求下调至9990万桶/日，较2019年减少9万桶/日。原油价格方面，2月24日至3月10日，WTI原油与布伦特原油价格均发生大幅度下滑，分别下跌33.2%和33.3%。OPEC会议上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于原油减产未达成一致，双方发动价格战，需求疲弱叠加供应过剩，全球原油市场波动性加大。油价暴跌对中国的好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原油价格下跌对中国来说可以减少支出、增加经常性账户盈余。油价下跌促进我国交通和出行成本降低，从而控制CPI与PPI。坏处是：油价下跌将对沙特、俄罗斯、美国等石油出口大国造成财政收入下降、抛售全球资产，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传导到全球资本市场。
4 展望与政策建议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程度取决于持续时间和扩散范围。虽然中国战“疫”初步胜利，但需防范二次输入风险，做好应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4.1 情景分析乐观情景：中国在4至5月份控制住疫情，海外在5至6月份控制住疫情，或疫苗于5月前研制成功。全球感染人数低于20万，死亡人数低于1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在3至6个月，拖累全球GDP增速下滑约0.5个百分点，随后经济将出现反弹。悲观情景：海外疫情失控，疫情二次输入中国，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千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冲击可能持续至年底，同时全球供应链将受到严重冲击，拖累全球GDP增长下滑2-3个百分点左右，甚至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从目前疫情情况、内外部环境来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超非典。
4.2 改革战疫：启动新基建1、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的根源是过去长期的货币超发和低利率，因此这一次应对要避免饮鸩止渴，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放水养鱼，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当前人口流入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适度超前，既能稳增长，也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5万亿。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的行为。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第六，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2、启动“新基建”。可以参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灾害期间实施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持续温和的积极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七年间共发行约9000亿元，没有进行短期大规模的强刺激，既能稳增长稳就业，也避免了对市场预期和微观主体的过度干预。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至暗时刻，“新基建”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新基建”，新未来，新的发展理念。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三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近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
在看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向好的同时，也要看到出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挫伤地方积极性、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应加强软的“新基建”：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3、建议2020年货币政策适当降息降准，支持实体经济。通过小幅、高频、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贷款中的比重。通过通胀预期管理、财政定向补贴、增加生猪供应等解决CPI上涨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太合理，适度降准可以降低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资金成本。4、兼顾应对短期疫情和长期改革，撕开几条改革战线，释放重大信号。当前亟需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撕开几条战线，纵深推进，带活全局。1）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3）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4）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发展PE、VC等。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5）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来源：泽平宏观 作者：任泽平 连一席 马家进 谢嘉琪 郭双桃 范城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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